没有见过文洁若先生的人澳门新蒲京的官方网站,洁若女士要我把当年萧乾先生给我的信件复印后寄给她

作者:澳门新蒲京

萧乾慈眉善目、天性率真,他的厚道圆融,有时被人误读为“圆滑”。1956年巴金进京开会,曹禺请客,他问巴金想请谁作陪,巴金说萧乾等。餐毕,曹禺去柜台结账时发现萧乾已悄悄把账结了,曹禺很尴尬。后来有人提起萧乾时,曹禺云此人“滑”,并在文章中说萧乾“滑得像泥鳅”。实则萧乾厚道迂阔,胆小出名。文洁若曾亲口对我说,自1958年邵洵美因寄到香港的信被截获而坐牢后,萧乾与海外友人通信都留有底稿。人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萧乾是别人被蛇咬,他也怕井绳。

2017年7月度过90岁生日的文洁若老人,依然自己动手做家务,不请保姆钟点工,“只要还做得动,我喜欢自己动手,”她总是这样说。年岁增长,心态不老,在去年2月的一次通话中,老人告诉我女儿要从美国回来探亲,打算去西藏,她于是想着是否同女儿一道去。我说高龄人应对高原反应等风险大,不去为好。她说大家都建议我不去,你也这么说,朋友的劝还是要听的,就不去了。

年逾九旬的文洁若思维清晰缜密,做事极其认真。那次,文先生赠我一本她二姐文树新女士的遗著 《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签好名后,又在人物表那页逐一把书中主要人物标注好。她边写边解释:“书中的‘五妹’就是我。我原来不叫文洁若,而是叫文桐新。后来把这个‘桐’字给了我儿子,我儿子就叫萧桐。”边说边写,一不小心把“文桐新”写成了“文桐若”。一看写错了,文先生“哎呀”一声,赶紧要找胶水和剪刀。文先生说:“我在其他纸上再写一个‘新’字,把‘若’字盖上就行了。”我忙劝说:“文老师,不用不用,那样太麻烦了。划了在旁边写上就行。”文先生眉头一扬说道:“那样不好看,还是把它盖上更好。”拗不过她,我说:“文老师,那我自己来吧。”文先生却说:“我来吧,你贴不好。”一问一答的工夫,文先生已把“若”改成“新”。我捧书仔细端详,果然很美观。先生做事如此认真,让人感动不已。

忙毕,文洁若问我可不可以陪她上趟银行,我说当然可以。我见她坐在门口小圆凳上换鞋,腿很难蜷曲上来,这很危险,圆凳没有扶手,如果跌倒就麻烦了。我赶忙蹲下去,帮她把鞋脱下,把毛线袜脱掉,再换上轻便皮鞋,系上鞋带。文洁若连连说:“难为你了,难为你了。”我说:“应该的,应该的。”说真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帮母亲脱过袜穿过鞋呢。因腿脚不便,文洁若已拄拐,我扶着她一步一拐,穿过长长的楼道,坐电梯下楼再过马路,步履蹒跚好不容易走到她开户的那家银行。回来的路上,她让我不要扶她,把钥匙递给我,叫我先去开门,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出生于民国年间北平一个外交官之家的文家五姐妹,每人都是“一本书”。二姐的“师生恋”以悲剧形式闪电式终结,另一个时代的“师生恋”则持续了45个春秋,其间经历大风雨大悲欢,因而也就有可能展现出人生的大画面、精神的大境界。让人感慨万分的是,“老师”故去好多年了,复兴门外老屋里学生的“一个车间”灯火依然明亮。非同寻常的勤勉,非同寻常的成果,源于对事业对读者强烈的使命意识责任感,而从另一个侧面看,又何尝不是一对忠诚伴侣的情缘延续。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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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一代文学大家萧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有关方面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大型纪念座谈会,洁若女士对此全程关注并提供帮助。那些年她在翻译方面也屡有新绩,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有如此记述:

拜访先生的那天,是一个午后。一开门,文先生就面带着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文先生说:“我记错时间了,开始以为你们是上午来,没想到是下午来。我等了一上午呢。”说完又是一阵笑声。我赶紧向文先生道歉:“是我想得不周到。如果早上我再给您打个电话来就好了。”文先生说:“不不,你之前已经告诉过我,是我自己记错了嘛。不能怪你们。”听到文先生不介意,友人才松了口气。说完文先生请友人坐下,然后拿出一本书来要送给友人。友人当时脸庞就开始发烫,激动地说,咱们打扰文老师,文老师还送书给我,我着实受了一次很大的惊吓。

文洁若虽是大家闺秀出身,但历来俭朴,她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只有两种颜色:蓝或黑。印象极深的是,20多年前我到她家,见有好几只塑料桶用来装水,其中有一只还断了把手。一水多用,淘米水留下洗菜,洗衣水留下拖地。又油然想起2000年8月,《光明日报》记者柳琴与我一起陪她到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接受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给她授勋的事。那天她身着一袭漂亮的旗袍,戴着珍珠项链,脚穿锃亮的白皮鞋,手拎一只漂亮的小手包,好风光。在回来的路上,她悄悄地对我说,她从头到脚这一身装扮,都是柳琴送的。但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克勤克俭、节衣缩食的老人,当年与萧乾一起,把历时多年翻译《尤利西斯》所得的四万多元稿费,悉数捐给了国家。

萧夫人对丈夫过去的一段情持完全理解和同情的态度,体现的是一位知识女性的磊落襟怀,也生动地展示了一种人间真情和人性的光亮。

提起文先生做事一丝不苟,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译稿。

文洁若的勤奋与认真,实在令人动容。我请她在《砚田内外》上签名送我,她用繁体写,忽然停下,说我名字中的“华”繁写记不得了。我说简写算了。她说不行,“张”字已写成繁体,若“华”字简写就“体例不一”了,坚持搬出大字典,一笔一画写上。在翻阅样书时,她忽然发现一幅照片注文把她大姐的名字排错一个字,说要改过来。我说你用笔改一下得了。她说那样很难看,于是便从案头抽屉里找出修正带,然后将那错字消去重写。

洁若女士告诉我,事情过去60多年了,“师生恋”中男主人公的儿子在阁楼上的旧纸包里发现了这些日记。有机会读到这些日记的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波澜,她说日记中展示的少女单纯清洁的精神状态,那种古典主义的情感方式,蕴含了人性本质中可贵的善良和美丽;二姐钟情文学,日记中不时可见的对于中外文学作品独到而细腻的欣赏描述,很是耐读;而少女恋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丁半点情感之外的物质功利追求,也让人印象深刻。看完日记,薄命二姐的这位五妹坐不住了,她觉得只要界别明白特定年代一些道德伦理层面的是非观念,公布一本民国少女的日记,对当今物欲潮流中年轻人的阅读可能不无裨益,所以便编成了这本书。笔者认同文女士的观点,“图安”晤叙后,旋即写成《封藏78年的寂寞心歌》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的读书版上。

几天后,文先生见我再次登门时带来了《风雨忆故人》,开心得笑出了声,简直像个小姑娘。她边欣赏书边要拿钱给我,我赶忙说了好几遍“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先生见我坚决不肯收钱才罢手,然后对我说:“那我送你几本书吧。”

萧乾健在时,我只为他与文洁若出过一本《旅人的绿洲》,倒是他过世我退休后,我为他选编出版过《往事三瞥》《文学回忆录》等四本。去年我又为他们夫妇编了本随笔合集《砚田内外》(商务印书馆,2018年)。

“……‘精力过人’不敢当。我只是希望延缓衰老的过程。……今年上半年我得把夏目漱石的《趣味的遗传》译完,这才是正业。今年7月就满80岁了,动作不再灵敏,所幸脑子还好使。”

以后每次登门拜访,我都会先打电话问文先生需要什么我一并带去。文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外人,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有时让我带两个面包,有时让我带几个梨,有时让我带一盒印泥。我常想,以文先生的身份,找一本书,置办点生活起居的东西还不容易?何以那么爽直地让一位原本并不熟悉的晚辈帮忙?除了文先生骨子里的真性情和待人真诚的品格,我想不出别的解释。

本文作者开心地挥舞文洁若赠送给他的萧乾的帽子

那些年还有一些“额外”的事情呢!例如2011年北京出版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策划并参与编辑者正是文洁若女士。我在报纸上读到对这本书的推介描述:“张爱玲没有她真实,琼瑶没有她纯情(指作品中人物)”,殊觉好奇,恰好文女士来上海,我们在上海图书馆的图安宾馆里有一次晤叙,说起这本书,方才明白《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原来就是文女士的二姐文树新。“日记”中记述的内容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桩“师生恋”,老师是杨晦先生(1899-1983),后来在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学生生下一个女婴后患肺炎,不治身亡,年仅18岁。杨晦先生是一位活跃的文化人,司马长风所著《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在介绍“沉钟社“和“太阳社”时,就有杨晦的名字,1925年“沉钟社”于北京成立,创办人是冯至、林如稷、陈翔鹤和杨晦等,出版的丛书中有冯至的《昨日之歌》、陈炜谟的《炉边》和杨晦的《悲多汶传》(翻译)。杨晦的学生,散文家、编辑家吴泰昌先生则在老师辞世后编了一部《杨晦选集》,还写了散文《寂寞吗?杨晦老师》。

率真

为钤印,文洁若带我到卧室取印泥,我发现书架上下二层堆满了积满灰尘的《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这是本有故事的书,我读过,是文洁若二姐文树新的日记,一曲凄美哀婉的青春恋歌。1932年,在孔德学校就读的15岁的文树新与教她文学课已有家室的Y先生(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个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名人)产生了恋情,两人私奔上海,三年后18岁的文树新产下一女,月子中不幸患上猩红热香消玉殒。前些年拆迁,Y先生后人在老房子屋梁上发现一大包文树新当年的日记,文洁若得知此事后很伤感,觉得二姐在世界上没留下任何痕迹,坚持自费把这部日记出版了(九州出版社,2010年)。文洁若靠一己之力,推销了大部分,剩余的仍堆在家里。此书出版之初,我略尽绵力帮其推销了一点,没想到还库存这么多。于是,我马上提出再买10本,请她签名,分送爱书的朋友。文洁若听了之后很高兴,说:“你帮我减轻负担,好呀!”于是,她逐本签上自己和弟弟文学朴的名字。有趣的是,桌面笔筒里有一大把圆珠笔,可抓了一支写不出来,再抓一支仍出水不畅,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支可用的,她签名我钤印。

在深感时间不够的状况下,文女士译完了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以侦探推理为背景的这部长篇小说。这里顺此要说一说的是,文洁若是我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翻译家之一,许多日本作家如井上靖、水上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都是由她经手翻译推荐给中国读者,其他还有《高野圣僧一泉镜花小说选》《芥川龙之介小说选》《东京人》等等。在半个多世纪中共翻译19部长篇小说,中篇、短篇小说集各十几种。还曾主编《日本文学》丛书19卷。鉴于文洁若女士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突出贡献,2000年受到日本外务省的表彰(外相河野洋平亲授表彰状和纪念银杯)。作为当年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高材生,这位京城名媛在英译著述方面也卓有成绩,尤其是自1990年(当时萧80岁文63岁)起夫妇俩合作翻译世界名著 《尤利西斯》,“两个车间一对夫妇”(当时媒体语),辛勤劳作,费时4年终告完成。

文先生以“萧乾语”题词,更是体现出他们身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一片赤诚和真意。

我收拾好满满的两大手提袋书,正准备告辞时,文洁若忽然叫道:“张昌华,慢走,我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要不要?”我忙不迭地说:“要!要!”只见她手捏一串钥匙,颤颤巍巍地走进卧室,打开老式衣柜上挂的小锁,从柜中取出一顶深蓝色的毛线绒帽递给我,说:“这是当年我给萧乾织的。”我瞥了一眼她头上的帽子,颜色式样差不多。我把帽子握在手中,感觉轻轻的、暖暖的,很舒服。为讨老人开心,我装萌把帽子往头上一戴,有意在她眼前晃了晃。文先生笑着说:“挺好看,挺好看。”忽而又补了一句:“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

又何尝不是一对文坛伉俪的情缘延续

《北京城杂忆》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风俗文化的杂文集。冰心先生对文先生编的这本集子有极高的赞誉:“读了萧乾的 《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2018年末,我进京看望文洁若,一是送去为她写的册页,二是送《砚田内外》样书。这是萧乾作古后我第三次见文先生,世事沧桑,一切与当年都不同了。其居所原先二大套连在一起,因儿女均在美国,萧先生走后,文先生觉得一人住那么大房子太奢侈,处理了一套,保留了靠里面的一个单元。91岁的文洁若尽管腿脚稍不灵便,但健康状态不错,仍坚持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创作。她素来不喜欢用保姆,曾对我说:“我写东西就怕有个人在面前晃来晃去,只要我还能动,坚决不找阿姨。”显然,家中陈设比以前要乱得多,客厅中央堆满书刊等杂物,上面覆盖着塑料布,像个小仓库。办公桌仍是当年萧乾译《尤利西斯》时那张自制的写字台,桌上堆满书报、文具、食品,甚至还有饭后尚未来得及清洗的碗筷。文洁若只蛰伏在那书桌可伸缩展开的一块木板上写字。

“幸好来到了新的时期,社会安定了,得尽可能地补回失去的时间啊!”洁若女士如是说。

她,今年 91岁,仍然坚持每天伏案写文、翻译;她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但坚决不请保姆,生活起居一概自己料理——她就是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先生。

谬托知己,萧乾是我的恩师,教我为人作文,我已写过多文,不再赘述。

  老街茶室里感叹曾经失去的时间

文先生看我一眼,想都没想就用她那一贯清脆的声音说:“才80岁就这德行了!”听到文先生如此坦诚率真而又幽默的回答,我不由得笑出了声。文先生见状,也笑得前仰后合。她的笑是爽朗的笑,是不加掩饰的笑。

那一年,文洁若女士前来周庄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我们于是又有了一次与文坛前辈叙谈的机缘。古镇老街地上的青石砖,街边银子浜里静静的流水,还有那些斑驳的老墙头,也许引起了老人对沧桑人生的遐想。说到关于时间的话题时,洁若女士很是感慨:“过去浪费了多少时间啊!”——我们都明白,文洁若女士的一切,都是与1999年故去的夫君萧乾先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说到被浪费了的时间,人们自然联想起那个年代的“大右派”萧乾,风波跌宕之中,一位卓越文人与自己所钟爱的笔整整断缘22个春秋。劫难困苦难移一对至爱伴侣的情感,不离不弃命运与共的岁月里,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在里头!

一天下午,和文先生聊天很尽兴。眼看着就到了晚饭时间,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对文先生说:“文老师,您看都到晚饭时间了,我请您到楼下吃饭吧。”

文洁若人生经历中的另一则“戏剧性故事”也引起了我的兴趣。1987年早春,萧乾、文洁若伉俪有机会来到汕头,在招待所下榻,前去看望的记者小蔡和另一人告诉他们,萧先生早期小说《梦之谷》中的女主人公萧曙雯,就住在汕头。以悲剧告终的《梦之谷》是自传性的,说白了就是萧乾60年前的一段初恋情史。文洁若女士向老伴儿提议,“咱们不一定再有机会来了,你去见她一面吧!”萧先生认为还是不去为好,因为这样的见面对两人都是太大的刺激,恐怕心脏也吃不消。文女士于是决定自己与小蔡走一趟。接下来的情形是萧曙雯与文洁若在一所学校里见面,来访者隐去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北京来的记者”),一番交谈,方才知道了这位当年在大鸣大放中因向校长提过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女教师,还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红色经历,但尔后的政治风云却使她厄运不断,以至于这位穷教师当时连一个安定的住所也没有。萧先生据此了解了相关的情况,觉得向一位经风历雨处于困顿中的教师伸出援手,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随即写了一份呼吁书,通过媒体,让很多人知道了萧曙雯这个名字(15岁入团,做过儿童团辅导员,在当年白色恐怖中为地委当通讯员,贺龙、叶挺将军率领红军入汕时冒着生命危险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当时21位同伴因此遇害,她是少数幸存者)。呼吁书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此同时,文洁若把自己一本翻译书稿的稿费悉数捐给萧曙雯……这对文坛伴侣回到北京不久,便收到了萧曙雯的来信,告诉他们已经搬进一套二居室的房间,一家四口终于可以团聚安居了。此后文洁若和萧曙雯曾多次通信,《梦之谷》中男女主人公曾经有过的猜疑和误解,由此也得到了很好的澄清,冰释前疑,晚境中的老人都获得了心绪的安宁。

就这样我得到了文先生的赠书,并且成了文先生家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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