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内的故事多,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作者:澳门新蒲京

虽说“金陵子弟江湖客”,然江湖有冷暖,世事多沧桑。很幸运,我们40后这一代从事文字工作的,时有机会亲聆大师名家的指教,有缘结识一些江湖上的文坛前辈并享其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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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关在"金丝笼"里的贵族小姐;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日战争八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那么在西南联大这段特殊岁月里,学者们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来看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苡先生口述的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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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春光里,清风满怀,端详摩挲师友们贻我实物,诸如钢笔、手表、帽子和酒等。每每睹物思人,心底便涌上一股暖流。且把这些实物的来龙去脉倾于纸端,与诸君分享,不亦乐乎!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是一本由赵蘅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她是抗战时期的青年女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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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3日李辉在南京看望杨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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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不读必遗憾

她还是《呼啸山庄》译名的首创者;

1941年,赵瑞蕻和杨苡在昆明西南联大。

她,100岁了。她翻译的《呼啸山庄》影响几代中国读者;她写的童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谱写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畅销神话。如今,在她有着五十年历史的书房里,仍让人感受满满童真。她让人相信:时间呼啸而去,先生仍然年轻。

林海音的手表

康定斯基:推荐《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赵蘅著,三联书店2011年5月出版。

杨宪益宠爱她,沈从文关怀她,巴金指引她;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政府、大学都南撤。当时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1 到南京,看杨苡

人生的故事,大多与职业有关。我是一名文学编辑,20世纪90年代策划编辑一套“双叶丛书”,萧乾先生把林海音(1918—2001)、何凡(1910—2002)夫妇介绍于我,入盟这套丛书。书内的故事多,书外的趣闻也不少,且说林海音吧。

全书以日记体的形式呈现,作者通过记录外人无法知晓的日常细节,还原时代漩涡中的杨宪益,以及与他相涉的人与事。甚至,历史的隐秘和遮蔽之处,也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有意味深长的曲笔和缩写,亦有点名道姓的暴露。不读必遗憾。

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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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许多次,一定会去看杨苡先生。

林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有时我不在家她便与我太太聊天,她俩也成熟人了。一次通话中,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枝巢老人,国学大师)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们打听一下亲家公的下落。”我当即一口承诺:“一定尽力。”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杨苡:只言片语读懂杨宪益

她,就是着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苡。

赵瑞蕻在(右二)杨苡(右三)夫妇一集杨苡哥哥杨宪益、戴乃迭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内。

2018年12月21日,杨正润先生邀请我前往南京,在“传记工作坊”做一个关于巴金的演讲,标题为:《随想录》里的那些前辈。讲座那天,南京下雨。第二天,雨过天晴,正好是前去探望百岁杨苡老人的好机会。

1998年秋,夏祖丽由澳洲返台省亲,林海音让她与我通话,我与祖丽算是初识。次年春,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追寻先人足迹,专程来南京搜集资料。离宁时在餐桌上,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自1948年母亲携他投奔在台的大姐后,仅与父亲通过一封信,还是托人转交的;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生死两茫茫,血肉亲情溢满字里行间。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全国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再朋友托朋友,费了好大的劲终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上发表了。文章再改,仍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很难引人注目。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希望能从历史旧档中找出张维寅1949年后的线索。两处结果如出一辙:“查无此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澳洲的夏祖丽,同时告诉林海音,算是一个交待。

杨苡(翻译家、本书作者赵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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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天津,和我哥哥(杨宪益)有关系,否则母亲也不会让我走。那时,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主编叫邵冠祥,写了不少控诉侵略者、赞美抗日军民的诗歌,他办的杂志也是比较激进的。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发现有个人追我家的黄包车,我就叫车夫停下了。此人原来是杂志社的副主编,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查作者了,还问到了你的笔名。”所以我就很害怕。

一个月前,赵蘅大姐告诉我,母亲得了胆结石,需要做手术。我一直担心此事,怕有危险。毕竟百岁老人,这个手术万一失败怎么办?去南京之前,问赵蘅,她才告诉我,姐弟仨人意见一致,应该放弃。放弃手术,这是他们最好的决定。老太太一辈子都爱吃黄油、蛋黄,导致胆结石增大。老太太躲过一劫,幸运,幸运!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五十年来的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对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令我感动和震撼。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以另一种形式通过朋友关系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从反馈信息中得到蛛丝马迹。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稿费刊登广告?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南京的报纸多,但多为地域性,发行不出省;唯《周末》是张文化性报纸,全国发行。于是我在《周末》以我个人名义刊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我拟的广告词信息较多,但刊出来的只有短短两行。广告连刊三日,第四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她说她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与张维寅同名的有几百个,倒是夫子庙和下关某处有两位叫此名的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性仍很热情,说广告中的信息量太少,希望我能提供更为详尽的线索,比如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她表示愿意再帮忙试试。我对她表示感谢后,请她示知名姓以及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之类的联络方式,以便沟通。对方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我不便深问,我的通讯录上至今写的仍是“帮张至璋寻父者”。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也是我的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

赵蘅对她舅舅的怀念化作了勇气,她大胆地整理出这些年她输入电脑中以及写和画进她那几十本“速写日记”中的零星小事,摘录了有关舅舅最后十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最后在她的朋友们的鼓励下交给了三联书店。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显赫之家,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与袁世凯、冯国璋等军政要人过从甚密。母亲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丈夫影响下,她读书、看报,有远见,眼界开阔。

我害怕只能跟两个人说,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巴金。我17岁那年,哥哥早已去了英国留学,姐姐去了燕京,留我一个人在天津很苦闷,于是给巴金写信。他很快回信,就这样我们有了书信往来。

见到老太太,身体真是不错。我说,你同意放弃手术太正确了。这样,我又可以见到你,听你聊天了。这一天,杨苡先生题赠新版《呼啸山庄》,称我们为“小友”。是的,在百岁老人面前,我们怎能不是小友?

夏祖丽、张至璋夫妇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常澳洲、中国台湾、美国满世界跑。我打电话无人接听,那时也不会用电邮,只有写信。月余,夏祖丽夫妇来了长信,张至璋说,他“1948年赴台时,年仅5岁,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不清楚,现在母亲也过世了。只知家父张维寅,有一个弟弟张维辰,张维辰有一子张靖璋,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不知道了”。“我自小在南京出生、成长,我的叔叔一家不在南京,也许在北京、上海或香港。”我立即将这些细微的信息整理,形成文字,传真给“六三九”,并代表张至璋全家向她助人为乐的精神表示感谢。对方并无回复,甚而连这封传真她是否收到我也全然不知。我以为没戏了。

四月中旬,当我收到样书时,作为她的母亲,翻阅了一下,我真不知道该是称赞、还是责备,甚至还有担忧。我已是92岁老人,赵蘅也刚过了66岁生日……我总有“不写也罢”的心态,她却总是按捺不住。但我不禁回忆起在我66岁时,恰正赶上一个难忘的美好时代,大地复苏。我和我的文友们一个个毫无顾忌地从心底挖掘出深深埋藏着的在那漫长岁月里我们对祖国的依恋,用笔来宣泄着我们的等待和希望!毕竟“弄文罹文网”的暴风雨是过去了,再也不必担心“上纲上线”,那时真像是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好日子!

含着金汤匙出生,杨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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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在南京,12月5日也去探望98岁的杨苡先生。两人对坐,听她聊天,从天津到西南联大,到她熟悉的诸多前辈。记忆力之好,身体之好,聊几个小时也不停下,还自己拿起热水壶为我倒水。看看她,赞叹不已。厉害的是,姐姐杨敏如一百零一岁了,她是顾随的学生、叶嘉莹的师姐,以研究唐诗宋词著称。前年春节,她百岁时我去看她。她说:“你不要再来看我了,我还要写关于《红楼梦》的文章。”

奇迹终于发生了。大概半个月后,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终于大海里捞到针了!”说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虽未联系上他本人,但找到他在某医院工作的妻子邵女士,并与她通了话……“六三九”说据她的判断,这个张靖璋应该是张至璋的堂弟。我当即给墨尔本的张至璋打电话,无人接听,改发传真,并将张靖璋的家中电话示知,同时将张至璋电话告诉了上海的邵女士。夜间十二点,张至璋来电话说他已与张靖璋通了电话,“经谨慎求证”后认定是他的堂弟。他很高兴,说找父亲又多条线索了。

那个时候我哥杨宪益十分乐观,在工作上他和乃迭兴致勃勃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当然过了几年却遭遇了挫折,开始习惯说“无所谓”,以告诫别人,也提醒自己。他不再是埋头苦干的中年人,却开始走进老年。

不幸的是,出生不久,父亲感染风寒意外去世。好在家大业大,靠着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家人住在天津日租界"一座巨大而样子难看的宅邸",生活有仆人照料,日子依旧富裕而悠闲。

1939年杨苡先生在西南联大后门外莲花池畔

这一天,杨苡拿出一摞摞书信,还有西南联大写的诗,递给我。两个笔记本上的诗,拿在手上,翻了又翻,舍不得放下。我拿出手机拍照。回到北京,读杨苡在西南联大期间写下一首首诗。第一首诗《夜莺曲》写于1939年,正好那年杨苡20岁。1942年平安夜,她又写下诗歌《圣诞夜》。

“六三九”真神通广大,五日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张维寅在新中国成立后落脚上海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过,人已过世了。我立即将最新进展告诉夏祖丽夫妇。

然而他心底那股强烈的爱国之情却时刻喷涌,当我们兄妹三人谈起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我们亲爱的祖国已经开始从那黑暗的封建专制、愚昧无知的泥淖中挣脱出来,一步步向前迈进,我们感到是幸运的!

庭院深深,又兼父爱缺席,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大她近5岁的哥哥杨宪益,她常常拽着哥哥的衣袖逛市场,看电影,到书店买书。哥哥的同学叫她"小尾巴儿狗"。

巴金一直不赞成我走。因为我家和他家是同样的类型,算“大户人家”吧。他自己出来了,知道出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况且我才18岁,他叫我好好读书。但我哥哥就叫我走,他写信给我母亲。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天津。

这些诗,多么美丽!

张维寅,北京人。华北大学文学系毕业,教过书。敌伪时期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司法部,一般小职员。“华大”毕业后,在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地教书,生命最后七年在上海一家小厂当铸造工。在历史档案中,他有意把年龄写小七岁,把家属的名字故意写错,以致造成后来的寻亲困难。

我们不敢奢望来自读者和亲友们给出几分肯定和理解,也许我们应该准备接受一些误解或责难!我们等待宽容。真心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里所提供的只言片语读懂杨宪益——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一个心如明镜的爱国者,一个默默无闻的斗士,一个被遗忘、被时代湮没了的寂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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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吃的是所谓“贷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过以前从来没过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2 相识杨苡这些年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张父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的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

夜深人静时分,那个生前被称作“奇人”、“诗人”或“酒仙”的书痴可会轻轻对我们说:你们记得吗?《基督山恩仇记》这本书里最后一句话:“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被爱包围着,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快乐成长,活泼而淘气。

我之前就读的南开大学其实经济特别好,我保送时考的是中文系,到联大后上的却是外文系,这和沈从文有关。认识他,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最好的影响就是从学中文转而学外语。沈先生劝我:“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他借给我好多译过来的书,有《冰岛渔夫》等,说将来你也能做翻译。我就这样学了外文。

认识杨苡,应该是2003年,在北京杨宪益先生的家中。一晃,多年就过去了。

张至璋捧起墓碑边的一抔黄土,带回了台北。

Wait and Hope!

童年的欢乐就像绚丽的花朵,牢牢地埋在她的心底,人生底色温暖而明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相形之下,显得她"又笨又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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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听杨宪益谈他的两个妹妹,一是杨敏如,一是杨静如。读过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与陈思和在复旦开始研究巴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巴金时,她所写的关于巴金的文章,以及她整理出版的巴金书简《雪泥集》,是我们的必读之书。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时常与杨宪益见面,他总会提到这位住在南京的妹妹杨苡。杨宪益夫人戴乃迭去世之后,我请他去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谈《中外打油诗比较》,他一边喝酒,一边演讲,颇为有趣。

1999年岁末,至璋夫妇来到南京,央我非要见那热心的女士一面,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打电话给“六三九”,她高低不肯。我开玩笑说:“你再不肯,我要找媒体了!”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在南京凤凰台饭店,至璋夫妇、张靖璋、“六三九”和我都是第一次见面。席间,至璋说要给媒体写篇稿子表扬“六三九”,她急了:“千万千万别写!”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助人,她说她生来喜欢这样。我们请她告知名姓和联络方式,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她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读后感:陈丹青:我的神往

果然,几十年后,哥哥杨宪益成为着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82年春节杨苡先生和沈从文先生合影

在郑州,我拿出录音,请杨宪益谈他在天津、英国乃至“文革”期间入狱的故事。回到北京,将之整理出来。2000年,我终于写出《一同走过:杨宪益与戴乃迭》画传的文稿。我将之寄至南京,请杨苡教正。从此,我们有了长达多年的通信往来。

至璋夫妇为表示对我的谢意,以弥留中的林海音的名义送我与内子一副对表,这副对表我们整整用了十年。

我的神往

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着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学校创办于1909年,赵四小姐、严幼韵等名媛都曾就读于此。

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所以沈从文先生总说我不用功。

2001年我与杨苡第一次通信。没有见过面,杨苡客客气气地称我为“李辉先生”。她本来以为我是与邵燕祥年岁接近的人,等见过面,她便习惯叫我“李辉”,信中不止一次还亲切地称我“阳光小男孩”。当时我已快接近半百了,可是,在这位老人眼中,无论晚辈还是年轻人,都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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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的著作,我一本没读过,很惭愧,只能讲讲我的神往。赵蘅这本书,我也暂时没有读完,但我非常喜欢赵蘅画的舅舅的每一幅画,真实传神,又珍贵!

课本都是英文的,除了英文、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外,也重视品德修养,穿衣、吃饭,与人交往,都有一套规范。

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我参加时也没想它是属于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晚上开会时,我就敲门进去,那时才19岁,冒冒失失,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我写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的《杨宪益戴乃迭:一同走过》,由大象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一年,杨苡正好住在北京女儿赵蘅家中,我送去请她读读。她读后,写来一封长信:

杨苡的镇纸

“文*革”期间,我有幸在南京认识杨苡和赵瑞蕻先生,就是赵蘅的爸爸妈妈。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带女儿来中国玩,有幸与赵瑞蕻夫妇吃饭,回家说中国有这么好看的老人家,这么有教养!

那时,杨苡每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受爱讲故事的母亲、博览群书的哥哥熏陶,她作文不错,在学校举行的恳亲会上,展示出的作文常能获得好评。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

李辉:

出生在1919年的杨苡先生今年整一百岁了。称她是南京文坛的老祖母,别的不说,仅凭她经典而长销的译作《呼啸山庄》就当之无愧。

就在那一回,杨苡先生居然随手送我一张他哥哥的民国原版老照片。那时候杨先生还是青年,昂着头,一件长衫,一看就是民国的公子、民国的才俊。共和国才俊不少,留过洋,会英语,还是教授博导之类,但拍出照片,怎么也拍不出才俊相,更别提公子相。为什么呢?后来我读杨先生自述,说他少年时在天津由家丁领着去书店,买了书,不付钱,书店会送书到家里来。

中西女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是不久,寂寞就来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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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邮局买了几只怪信封,只能给“过得着”的朋友写几个字,特别滑稽,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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