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分为三种类型,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

作者:澳门新蒲京

一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贵族及高级祭司等建有私人图书馆,以保存自己的经济交易契约、书信及宗教、文学作品等。美国考古队和伊拉克考古队从1925年开始,对两河流域北部城市奴孜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了5000多块泥板,其中1000多块泥板出自一个家族图书馆的几个房间中。根据这些泥板中的信息,学者们重建了台黑坡提拉家族的谱系树,这个谱系树包含了6代人25个家族成员。1978年,伊拉克考古学家阿勒-贾迪尔在西帕尔(今巴格达附近)也挖掘出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出土了近两百块泥板,这些泥板包括经济文献、法律文献和书信等。在私人图书馆中,祭司图书馆较为常见,因为祭司们对各种文献的搜集和保存尤为重视。1951年,英格兰和土耳其联合考古队在靠近哈兰的苏坦土丘发掘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宗教文献,它们都属于月亮神辛的一位祭司卡尔迪-奈尔伽尔的私人图书馆,这些图书中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纳拉姆辛传说》《正义的受害者的故事》《尼普尔穷人的故事》等。1974年,比利时和伊拉克联合考古队在米歇尔的主持下,在戴尔地区挖掘发现了一个属于安奴尼图姆女神祭司的私人图书馆,出土了100多件经济契约和私人书信档案,这批材料被命名为乌尔乌图姆档案。

作者:李海峰 编者按 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文字的产生,保存文字和书写资料的图书馆随后出现。早期图书馆虽然在规模、管理方法方面比较简单,但为现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图书馆与社会的发展互为影响、互为推动,不同历史时期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演进类型。在西方,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图书馆经历了世俗化以及阅读社会化的过程,阅读逐渐走向大众。不管哪个时期、哪种类型,图书馆肩负文献资料保存和知识交流传播的重任始终未曾改变。本期刊发的文章梳理了外国历史上图书馆的起源和流变,分析其如何保存、交流和传承人类文明成果,以飨读者。 图书馆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在知识的保存、传播和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公元前32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率先进入文明时代,而保存文字和书写资料的图书馆也在两河流域地区最早建立起来。 图书馆的起源 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难写、难认,为了使更多的人掌握这种文字,两河流域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学校以培养能够掌握楔形文字的专业人才。学校里需要大量的泥板图书供学生使用,同时需要保存学生们创作的作品,因此图书馆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德国考古队从1912年开始在乌鲁克遗址进行了长期考古工作,挖掘出土了1500多块写有简单文字符号的泥板,这些泥板被称为“古朴泥板”,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这些“古朴泥板”上刻写的文字主要是经济和管理类文献,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供学习和练习使用的单词分类词表。这些分类词表表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人们就已经考虑如何教学生学习楔形文字了。至公元前3千纪中叶,苏美尔地区已经建立了众多书吏学校,学校教育普遍开展。1902—1903年,德国考古人员在两河流域南部城市苏鲁帕克挖掘出了一座学校遗址,发现许多“教科书”泥板,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学校教育愈加成熟。这一时期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教科书和分类更加细致的单词表,如各种动植物、宝石和矿物质,以及城市和乡镇的单词表等。这些单词分类表可以看作是图书分类的最早雏形。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有一块长2.5英尺、宽1.5英尺的泥板,这块小泥板列举了62部苏美尔语的文学作品。书吏把前40部图书分为一个大组,每10个一组又分为四个小组;后22部图书分为另一个大组,前9部为一个小组,后13部为一个小组,这块泥板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图书目录。考古人员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的学校遗址中发掘出成千上万块文字泥板,放置泥板图书的房间被认为是两河流域最早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分类 通过对图书馆遗址的考古挖掘,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国王建立和管理的王宫图书馆;二是由神庙建立和管理的神庙图书馆;三是由贵族、祭司等个人建立的私人图书馆。 神庙在古代两河流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河流域的神庙中通常会建立图书馆,以保存祭司们创作的各种神话、史诗、赞美诗、祈祷词及挽歌等宗教作品,同时保存神庙与外界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所签订的契约文书等重要文件。18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在希普莱西特教授的主持下,对尼普尔的恩利勒神庙进行挖掘,挖掘出了一座神庙图书馆,出土了两万多块泥板和残片,年代为公元前2700—前2000年之间。在这些神庙遗址中,乌尔塔庙遗址保存得最为完好。从1922年开始,英国考古队对乌尔塔庙进行挖掘,出土了大量泥板,这些泥板为研究乌尔地区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一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贵族及高级祭司等建有私人图书馆,以保存自己的经济交易契约、书信及宗教、文学作品等。美国考古队和伊拉克考古队从1925年开始,对两河流域北部城市奴孜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了5000多块泥板,其中1000多块泥板出自一个家族图书馆的几个房间中。根据这些泥板中的信息,学者们重建了台黑坡提拉家族的谱系树,这个谱系树包含了6代人25个家族成员。1978年,伊拉克考古学家阿勒-贾迪尔在西帕尔也挖掘出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出土了近两百块泥板,这些泥板包括经济文献、法律文献和书信等。在私人图书馆中,祭司图书馆较为常见,因为祭司们对各种文献的搜集和保存尤为重视。1951年,英格兰和土耳其联合考古队在靠近哈兰的苏坦土丘发掘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宗教文献,它们都属于月亮神辛的一位祭司卡尔迪-奈尔伽尔的私人图书馆,这些图书中有许多着名的文献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纳拉姆辛传说》《正义的受害者的故事》《尼普尔穷人的故事》等。1974年,比利时和伊拉克联合考古队在米歇尔的主持下,在戴尔地区挖掘发现了一个属于安奴尼图姆女神祭司的私人图书馆,出土了100多件经济契约和私人书信档案,这批材料被命名为乌尔乌图姆档案。 藏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功能和地位最重要的图书馆无疑是王宫图书馆。考古人员在巴比伦、乌尔、尼尼微、阿淑尔等多个王宫中都发现了图书馆。从1933年开始,法国考古队在叙利亚哈瑞瑞丘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马瑞国王齐姆里利姆的巨大宫殿,这个宫殿占地面积超过2.5公顷,由300多个房间构成。整个宫殿被分割成多个独立单元,每个单元由多个房间和庭院组成,这些独立单元里就有存放泥板图书的图书馆。马瑞王宫图书馆里共出土了2万多块泥板文献,这些泥板文献主要为王室行政管理档案、书信档案、少量文学作品以及几块胡里特语泥板和壁画等。法国亚述学家从1946年开始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以《马瑞王室档案》系列丛书公开发表研究成果,1950年出版第一卷,至2012年已经出版了32卷。这批档案是研究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国以及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时代十分宝贵的原始材料。 具有代表性的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 在已挖掘出土的古代两河流域图书馆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最具有现代图书馆功能的是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在时间上比着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早了400多年,由于泥版图书的特殊性,没有像亚历山大图书馆一样毁于战火,大部分图书被保留下来。 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因建立者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而得名。阿淑尔巴尼帕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国王,公元前668—前627年在位。他是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国王,征服巴比伦,占领了古埃及首都底比斯,灭亡了宿敌埃兰,使帝国疆域达到亚述历史上的鼎盛。同时,他也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学多才、爱书入迷的国王,在尼尼微王宫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图书馆。 1849年,英国考古先驱亨利-莱亚德在库云吉克即古代尼尼微遗址挖掘,在阿淑尔巴尼帕居住的大西北宫中发现了“两个很大的房间,整个区域都铺满了超过一英尺厚的泥板”。1853年,他的助手霍尔木兹-拉萨姆在一个长达50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里又发现了大量泥板,这两次挖掘共出土了25000多块泥板及碎片,是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的主要藏书。出土的25000多块泥板图书,按照内容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王家档案,包括王室铭文、王朝世袭表、编年史、行政管理文献以及国王与大臣之间的几千封信件;二是经济或法律档案,包括法庭的判决文书,土地、房屋和奴隶的买卖契约;三是文学作品。前两类文书都是原件,第三类文学作品往往在结尾处明确或者暗示出这是之前作品的复印本,这些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各种神话、史诗、咒语、赞美诗以及各种楔形文字符号和单词表。此外,图书馆里还藏有医学、天文学、地理、占星术、占卜和驱魔等文献。 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首创了对各类图书进行分类和编目的方法。对各类不同主题的书籍,图书馆通常把它们放置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区分,如有的房间放置关于文学、宗教、科学的泥板,有的房间放置关于行政管理的泥板,一些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则放在最隐蔽的房间里。每间房子门口放置一块泥板,标明该房子所放图书的类型。有时图书馆会把不同主题的书籍放在不同的容器中加以区分,如比较重要的行政文献和经济文献放在陶土罐子或坛子里,或者放在木箱和芦苇编制的篮子里,外面盖上印章;一般的文学性书籍则放在用烧制的泥砖建造的陈列柜、木架或者泥砖制成的长凳上。此外,亚述书吏通常会在泥板上写上题签,标明这个泥板的名称、来源、日期和内容。诅咒和祝福也经常被写在题签中,对那些破坏图书的人进行诅咒,而对那些爱护和保存图书的人给予祝福。 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在规模、管理方法、功能等方面比较简单、原始,但这些图书馆却蕴含了现代图书馆的胚胎,为现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保存、交流和传承人类早期文明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光明日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建于1887年,大多数文物来源于1922—193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大英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对乌尔王陵的发掘。主要藏品有:王冠、小雕像、乐器,以及大约3万块楔形文字泥板。此外,1888—18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发掘尼普尔遗址时,共出土5万多块泥板,除部分收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外,其余则被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和德国耶拿大学收藏。

国:楔形文字泥板文书是亚述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亚述帝国研究也不例外,请您谈谈迄今为止可资利用的亚述帝国研究的主要文献材料及其史料价值。 詹尼:亚述帝国的文献材料种类繁多,比较重要的大致可以分为王室铭文、经济法律文件、书信、行政管理档案、预言、占星报告 、名年官表等几类。为了让后人记住其丰功伟绩,亚述国王在宫殿、纪念碑上留下了大量的王室铭文,主要记载其军事成就、建筑活动等,是研究亚述帝国军事扩张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亚述人的经济法律活动一般要记录在泥板文书上,主要有财产转让凭证、契约、租借合同等,这些材料是研究亚述帝国经济生活和法律制度最直接的材料。由于亚述帝国疆域广阔,书信是国王向有关行省官员发布命令以及有关大臣向国王汇报其辖区状况的主要工具,因而书信和行政管理档案一起成为研究亚述帝国行政管理、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的重要材料。亚述帝国时期,尤其是中期以后,亚述诸王豢养了一大批祭司、术士、预言家,凡事都要问卜神意,因此预言书信、占星报告等文献是研究亚述帝国宗教生活的重要材料。亚述人采用名年官记年,名年官表列举了名年官的名字,是研究亚述帝国历史、确定年代的主要依据。 国:与前期的考古发掘与文献整理发表相比,20世纪30年代以后,多数国家的亚述帝国研究大多停滞不前,而英国却是例外。成立于1932年的“伊拉克不列颠考古学会”(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今名“不列颠伊拉克研究所”(The Britis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Iraq),却一直致力于伊拉克的考古发掘、文献材料的整理出版及其相关的研究,请您谈谈该研究所在亚述帝国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 詹尼:伊拉克不列颠考古学会的宗旨是促进和支持对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相关的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等许多方面。该学会创刊于1934年的半年刊学术刊物《伊拉克》刊发了大量的亚述帝国的考古报告、一手原始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该学会还出版两套丛书,专门刊发尼穆茹德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一套是《尼穆茹德的楔形文字文献》(Cuneiform Texts from Nimrud),已出版5卷;另一套是《尼穆茹德出土的象牙》 (Ivories from Nimrud)也出版了5卷。同时,该研究所还出版了6卷《伊拉克考古报告》(Iraq Archaeological Reports),2卷《萨马拉研究》(Samarra Studies)。这些一手资料是亚述帝国研究必不可少的材料。此外,该研究所还出版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大卫·奥茨的《伊拉克北部古代史研究》(David Oates, Studies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Northern Iraq,London 1968)和琼·奥茨与大卫·奥茨夫妇的《尼穆茹德:亚述帝国城市探密》(Joan and David Oates, Nimrud: An Assyrian Imperial City Revealed,London 2001)等。 国: 20世纪80年代亚述帝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就是亚述帝国文献的重新整理和翻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项目(“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是其中最早的一个,整理发表亚述王室铭文也是重要组成部分,请您介绍该项目的情况。 詹尼:亚述学初创时期,学者们对楔形文字的理解尚存在诸多分歧,可供参考的工具书尚未编辑出版,因此,随着亚述帝国研究的深入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亚述帝国文献的翻译需要进一步修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项目的主持人A. K. 格瑞森教授是最早意识到需要重新整理和翻译早期发表的文献的学者。1972年和1976年,他重新翻译了从古亚述到亚述帝国中期的王室铭文。1980年,A. K. 格瑞森教授主持的多伦多大学资助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项目得到了加拿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并发展成一个由加拿大、美国、德国、英国、土耳其、伊拉克等多国学者参与的国际性的大型研究项目。该项目的宗旨是为亚述学专家和一般读者出版标准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的英文译文,该项目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该项目是发表全部的王室铭文,而不是通常选编的部分铭文;第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篇铭文都与楔形文字原文进行了核对;第三,如果一篇文献出现重复的情况,只发表最全的版本,每册均附带缩微胶片。迄今为止,该项目已编辑出版了3卷亚述王室铭文:第一卷是公元前3000年代和公元前2000年代统治者的铭文(至公元前1115年)(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to1115 BC, Toronto 1987),第二卷是公元前1000年前期的统治者的铭文(公元前1114—前859年)(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 : 1114-859BC, Toronto 1991),第三卷是公元前1000年早期亚述统治者的铭文(公元前858—前745) (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Ⅱ: 858—745 BC, Toronto 1996)。 国:1986年开始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新亚述文献集成项目”(“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际性亚述学研究项目,请您谈谈该项目的目标任务及其主要成果。 詹尼:该项目的目标是搜集所有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新亚述文献,创制一个新亚述文献数据库;利用新亚述文献数据库,发表一套最新的新亚述文献;编辑一份专业学术杂志,作为刊出新文献、发表与亚述帝国有关的研究成果的媒介;出版一套以新亚述文献或其他材料为基础的与亚述有关的专题研究成果;主要利用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文献,出版一套临摹的楔形文字文献供大学和普通读者之用;主要利用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的文学文献,出版一套文学文献;利用新亚述文献数据库和其他资料,编制一个完整的亚述人名表;利用新亚述数据库中的新亚述文献,编辑一本新亚述字典。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组织了一个有加、美、法、德、土耳其等国著名亚述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一个由芬、加、美、意、英、德、奥、日、瑞典等国相关专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与德意志东方史学会、大不列颠博物馆等单位保持合作关系。《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丛书涉及书信、法律文献、管理文献、条约、预言和占星报告等许多方面,目前已出版18卷。《亚述国家档案公报》(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Bulletin),主要刊发《亚述国家档案》没有收录的档案文献等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已出版17卷。《亚述国家档案研究》(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Studies)从书主要是出版以亚述帝国为对象的专题研究成果,已出版19卷。《亚述国家档案楔形文字文献》(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Cuneiform Texts)丛书主要出版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出土的神话、史诗等文学作品,已出版5卷,新亚述人名表(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已出版4卷,新亚述时期的地图集(Simo Parpola & Michael Porter, The Helsinki Atlas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 Helsinki 2001)1部,亚述字典(S. Parpola and R. M. Whiting , 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 Helsinki 2007)1部。重新整理的文献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刊出的相关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亚述帝国的认识。 国:大型国际项目的开展为亚述帝国研究创造了条件,造就了一批国际知名的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项目的主持人格瑞森教授(A.K. Grayson)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亚述学学者,请您介绍他的学术研究重点及主要成就。 詹尼: A.K.格瑞森教授是最早提出重新整理亚述王室铭文的学者,他主要致力于亚述王室铭文的翻译整理和研究。1972—1976年,格瑞森教授整理翻译了两卷《亚述王室铭文》(A.K. Grayson, The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Vol.I & Ⅱ, Wiesbaden 1972-1976)。1975年,他整理出版《亚述和巴比伦编年史》(A.K. Grayson,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New York 1975),该书2000年再版。1984年,A.K.格瑞森教授和土耳其专家一起整理了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馆藏的阿淑尔出土的泥锥上的王室铭文(Veysel Donbaz & A. Kirk Grayson, Royal inscriptions on Clay Cones from Ashur now in Istanbul, Toronto 1984)。1991—1996年,格瑞森教授重新整理翻译从古亚述到帝国中期的王室铭文,并以阿卡德语和英语对照的版式出版。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以亚述王室铭文为基本材料,侧重于研究亚述帝国的政治史。此外,格瑞森教授还参加了《剑桥古代史》的编纂工作,撰写了亚述帝国中晚期的历史(公元前745—前612年)。同时,格瑞森教授还曾经参与巴比伦文献的整理工作。 国: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新亚述文献集成项目”的主持人西莫·帕尔波拉(Simo Parpola)也是一位亚述帝国研究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突出成就。 詹尼:提到西莫·帕尔波拉教授,就不能不提他主持的“新亚述文献集成项目”,该项目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亚述学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西莫·帕尔波拉教授是一位非常慷慨大方的学者。他掌握的资料无偿地向一切需要的学者开放,并且与国际上许多学术团体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许多年轻学者在参与“新亚述文献集成项目”的研究中迅速成长。西莫·帕尔波拉教授整理了大量亚述帝国时期的档案材料,如《亚述学者给国王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拔尼拔的书信》(Simo Parpola, Letters from Assyrian Scholars to the Kings Esarhaddon and Ashurbanipal Vol.Ⅰ & Ⅱ, Neukirchen-Vluyn 1970-1983)、《萨尔贡二世的书信 第一卷:来自亚述和西部的书信》(Simo Parpola,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Ⅱ, Part I: Letters from Assyria and the West, Helsinki 1987)、《新亚述条约和忠诚誓言》(Simo Parpola and Kazuko Watanabe, Neo-Assyrian Treaties and Loyal Oaths, Helsinki 1988)、(Simo Parpola, 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Helsinki 1993)、《亚述预言》(Simo Parpola, Assyrian Prophecies, Helsinki 1997)等。西莫·帕尔波拉教授研究的一个重点是亚述帝国时期的地理,著有《新亚述地名》(Simo Parpola, Neo-Assyrian Toponyms,Neukirchen-Vluyn 1970)和《新亚述时期赫尔辛基近东地图册》(Simo Parpola & Michael Porter, The Helsinki Atlas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Neo-Assyrian Period, Helsinki 2001)。另外,西莫·帕尔波拉教授还致力于亚述宗教神话研究,发表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提出亚述宗教是一种单神教,犹太教源于亚述宗教等观点。 国:英国剑桥大学的J. N.波斯特盖特教授(J.N. Postgate)在亚述帝国研究方面著述颇丰,请您概括一下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代表成果。 詹尼: J. N. 波斯特盖特教授主要致力于亚述经济法律文件和行政管理档案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亚述帝国经济社会史,尤其在亚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等方面颇有建树。J. N. 波斯特盖特教授整理的主要文献有:《新亚述王室赏赐与敕令》(J.N. Postgate, Neo-Assyrian Royal Grants and Decrees, Roma 1969)、《总督府的档案》(J.N. Postgate, The Governor’s Palace Archive, London 1973)、《沙尔马纳沙尔堡的泥板》(J.N. Postgate, The Tablets from Fort Shalmaneser, London 1984)、《尼尼微的文献》(Nicolaus Postgate, Texts from Niniveh, Bagda 1994)等,代表作是《亚述帝国的税收与征发》(J.N. Postgate, Taxation and Conscription in the Assyrian Empire, Roma 1974)、《新亚述50篇法律文件》(J.N. Postgate, Fifty Neo-Assyrian Legal Documents, 1976 Warminster)等。2007年,J. N. 波斯特盖特教授三十多来发表的关于亚述帝国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Nicholas Postgate, The Land of Assur and the Yoke of Assur: Studies on Assyria, 1971-2005,Oxford 2007)。此外,J. N. 波斯特盖特教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除了研究亚述帝国以外,他还研究苏美尔时期和巴比伦时期的历史,并且多次到伊拉克参加考古发掘。

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难写、难认,为了使更多的人掌握这种文字,两河流域国家开始建立专门的学校以培养能够掌握楔形文字的专业人才。学校里需要大量的泥板图书供学生使用,同时需要保存学生们创作的作品,因此图书馆的起源或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学校。德国考古队从1912年开始在乌鲁克遗址进行了长期考古工作,挖掘出土了1500多块写有简单文字符号的泥板,这些泥板被称为“古朴泥板”,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年,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这些“古朴泥板”上刻写的文字主要是经济和管理类文献,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供学习和练习使用的单词分类词表。这些分类词表表明,在公元前3000多年,人们就已经考虑如何教学生学习楔形文字了。至公元前3千纪中叶,苏美尔地区已经建立了众多书吏学校,学校教育普遍开展。1902—1903年,德国考古人员在两河流域南部城市苏鲁帕克挖掘出了一座学校遗址,发现许多“教科书”泥板,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学校教育愈加成熟。这一时期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教科书和分类更加细致的单词表,如各种动植物、宝石和矿物质,以及城市和乡镇的单词表等。这些单词分类表可以看作是图书分类的最早雏形。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有一块长2.5英尺、宽1.5英尺的泥板,这块小泥板列举了62部苏美尔语的文学作品。书吏把前40部图书分为一个大组,每10个一组又分为四个小组;后22部图书分为另一个大组,前9部为一个小组,后13部为一个小组,这块泥板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图书目录。考古人员在公元前3千纪后期的学校遗址中发掘出成千上万块文字泥板,放置泥板图书的房间被认为是两河流域最早的图书馆。

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19世纪前,人们只能从《圣经》和古典学家的作品中知晓一些关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故事。然而,随着近东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两河流域的大量文物得以发掘出土,并收藏于诸多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出土文物,就不可能有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复活”。

(原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4期)

图书馆的起源

1922—1934年,大英博物馆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组成联合考古队,由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负责,对乌尔王陵进行挖掘,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比如乌尔军标、扶树公羊、乌尔王棋、牛头竖琴,以及普阿比王后墓中的珠宝首饰(黄金短剑、黄金头盔、黄金酒杯、王后头饰等)。这些瑰宝属于早王朝时期的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600年),除部分文物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外,大部分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国: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亚述帝国的研究十分重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的一些研究生选择亚述帝国方面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您对此有何评价,对中国学者有何建议? 詹尼:这对亚述帝国研究来说的确是个好消息。欧美学者通常认为,包括亚述在内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并没有随着当地政权的崩溃而彻底消亡,而是通过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影响到后世,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溯希腊文明的源头和探讨犹太民族发展的历史背景。由于这种思想的束缚,西方学者尽管在材料整理和某些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从整体上来说鲜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学者没有受到这种根深蒂固思想的影响,可以突破西方学术界的思想桎梏,取得新的突破。同时,中国与古代两河流域同属于东方,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可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或许可以启发中国学者从新的角度研究亚述帝国,达到西方学者未达到的高度。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财政资助力度会越来越大,我建议中国学者做几个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课题,赢得学术界的认可;同时呼吁政府增加亚述帝国研究方面经费的投入。中国的亚述帝国研究大有前途可为! 注释: [1] 乔万尼·巴提斯塔·兰弗兰基教授(Giovanni Battista Lanfranchi)系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古代科学系古代近东史教授、蒂托·利维奥 跨系图书馆馆长,并兼任国际研究机构“东西方的巴比伦与亚述精神遗产”研究会执委、国际亚述学专业学术刊物《亚述国家档案公报》编辑等职。 [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述赋役制度研究”(批准号08CSS001)阶段性成果之一。

图书馆的分类

1902—1914年,在德国东方学会的资助下,罗伯特·科尔德威对两河流域南部最重要的遗址——巴比伦城进行了挖掘。在发掘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的伊什塔尔门和盛典大道遗址时,科尔德威把墙上的砌砖拆掉,运到柏林,然后按照原式样进行复原,最后涂上以蓝色为主的釉画。伊什塔尔门高约14米,长约30米,现在展览于近东博物馆的前门大厅。

亚述是古代两河流域北部的古国,亚述帝国是亚述国家的鼎盛时期,其疆域囊括西亚大部分地区和埃及北部地区。近20年来,亚述帝国研究的迅速发展是国际亚述学研究的一大亮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亚述帝国研究才刚刚起步。意大利著名学府帕多瓦大学的兰弗兰基教授1不仅是一位从事亚述帝国研究的重要学者,而且兼任《亚述国家档案公报》的编辑等职,对亚述帝国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笔者在意大利访学期间有幸采访兰弗兰基教授,请其向中国学者介绍国际学术界亚述帝国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2,以促进中国学者对亚述帝国的全面了解,推动中国亚述帝国研究的健康发展。 国:公元前612 年,亚述帝国崩溃以后,米底人、迦勒底人和波斯人等外来民族先后占领亚述故地,亚述人逐步被其他民族同化;楔形文字随之消亡,亚述文明与古代两河流域的其他文明一样也逐渐消亡。请您介绍一下亚述帝国灭亡后、亚述学诞生之前亚述帝国研究的情况。 詹尼:亚述帝国灭亡以后,其主要城市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风吹雨淋,昔日雄伟的宫殿和达官贵人的私人住宅倒塌成一个个无名的土丘,亚述人的后裔和外来移民就在这些土丘上建造新的村镇。随着时间的推移,亚述帝国的辉煌业绩和雄伟的建筑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日渐淡薄。然而,对欧洲人来说,亚述帝国并没有从他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希罗多德、色诺芬等希腊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保存了一些亚述帝国历史的信息;二是,古代犹太人曾屡次遭受亚述帝国的侵略和掠夺,其圣经也保存了一些亚述帝国历史的信息,尤其是亚述帝国对其侵略历史的信息。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无论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还是和希伯来圣经的相关描述都是十分模糊的,甚至是不准确的。但是,正是由于上述两类史料的零星的记载,西欧早期的旅行者才得以知道古代近东曾经存在过的古老文明,于是产生到近东地区去游历的兴趣。他们一般首先到达亚述故地,并试图把看到的废墟同相关的记载联系起来。例如,西班牙图德拉城的犹太拉比本杰明在12世纪游历近东地区,他准确地辨认出了亚述都城尼尼微,但他误把摩苏尔当做亚述的古都阿淑尔;德国、英国和荷兰旅游者则正确地确定了阿淑尔的地点。欧洲游历者还在旅行期间发现了刻在砖石上的奇怪符号,并把它介绍到欧洲。例如,17世纪意大利的彼德罗· 德拉·瓦莱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楔形文字符号。但真正让欧洲人对楔形文字产生兴趣的是荷兰探险家卡斯藤·尼布尔。 1774—1778年,卡斯藤·尼布尔出版了他临摹的楔形文字铭文,为楔形文字的释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因此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楔形文字的释读中。1802年起,德国的乔治·格罗特芬成功地释读了一些楔形文字符号,并获得了学术界认可。 国: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之所以被称为亚述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学科起源于亚述帝国的研究。楔形文字部分字符释读成功以后,英法两国的古物搜集者在亚述故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文物发掘,请您简单介绍两国在此期间的文物发掘活动。 詹尼:楔形文字部分字符被成功释读以后,欧洲人对亚述帝国的兴趣倍增,英国人和法国人首开大规模发掘亚述帝国文物活动的先河。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詹姆斯·里奇到库尔德地区对亚述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1842年,在亚洲学会的资助下,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在库云基克进行了文物发掘,但并未获得有价值的文物。1843年,保罗·埃米尔·博塔转到了克尔萨巴德,很快就发掘到大量刻有浅浮雕的石板。保罗·埃米尔·博塔的成功也为他赢得了法国政府的财政支持。1845年,英国的亨利·奥斯藤·拉亚德开始发掘尼穆茹德,也获得了大量的大型石雕。1847年,拉亚德转向了被法国人放弃的库云基克,获得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和石雕。1851年拉亚德结束了他的发掘活动,接替他继续英国考古发掘活动的是霍尔穆兹·拉萨姆。1852年,维克多·普拉茨代替博塔成为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继续他在亚述地区的考古发掘活动,并与英国人在库云基克地区展开了竞争。大量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和石雕等文物的出土加深了人们对亚述帝国和楔形文字的认识,促进了亚述学在19世纪中期的创立。 国:亚述学诞生以后,亚述文物发掘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请您谈谈新阶段的亚述帝国考古活动。 詹尼:亚述学诞生以后,人们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认识更加深入,除了亚述文明外,还了解到原来知之甚少的巴比伦文明以及更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考古发掘的重点也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转向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亚述帝国的考古发掘因此一度停滞不前。1873年,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学者乔治·史密斯在整理《吉尔伽美什史诗》时发现缺少了一块泥板,于是重新发掘库云基克遗址,竟幸运地找到了缺失的泥板。1878—1882年,霍尔穆兹·拉萨姆重新发掘库云基克遗址。从20世纪起,亚述帝国考古进入一个国际化阶段,除了原有的英法两国外,德、意、美等国也加入其行列:1903—1914年,德国学者发掘卡拉特·舍尔卡遗址;1927—1935年,美国学者发掘法国人曾经发掘过的克尔萨巴德遗址;1933年,意大利考古队发掘卡利兹遗址;1927—193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发掘哈拉夫遗址;1949—1963年,英国大英博物馆考古队重新发掘库云基克和尼穆茹德遗址。此后,尽管英、法、美、德等国的考古队没有停止在伊拉克的考古发掘活动,但大规模的亚述帝国考古基本停止了。 国:经过百余年的考古发掘,亚述帝国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得以重见天日,为亚述帝国研究创造了条件,请您概括介绍一下亚述帝国的主要考古遗址及其文献材料的出土情况。 詹尼:迄今为止,亚述帝国的文献材料主要出土自帝国的四个都城和一些重要行省的首府。自公元前2000年代初立国,阿淑尔一直是亚述人的都城,其中阿淑尔神庙、行政机关的建筑以及一些祭司、官员等人的私人房屋里等处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泥板文书,涉及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宗教和文学等许多方面。公元前9世纪,亚述国王阿淑尔纳瑟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迁都卡拉赫,阿淑尔变成亚述帝国的宗教中心。卡拉赫西部的沙尔马纳瑟尔城堡、西北宫、东部的总督府、西北部的尼努尔塔神庙、啥拉特—尼非神庙、基德穆里神庙、东南部的焚烧宫、纳布神庙以及东北部的一些高官的私人住宅里发掘到大量的楔形文字文献,涉及经济、法律、行政管理、文学等许多方面。公元前8世纪末,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修建了他的新都城杜尔—沙茹金,其王宫和纳布神庙里发掘到大量王室铭文以及记载祭祀、占卜等方面活动的文献。公元前7世纪初,萨尔贡二世之子辛纳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又迁都尼尼微。此城的西南宫、北宫、西北宫以及纳布神庙等处出土大量的经济、法律、行政管理方面的档案和大量书信以及国王阿淑尔巴尼拔(约公元前669—前631年?)收集的文学、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亚述帝国的主要行省首府,如伊穆尔—恩利尔、杜尔—卡特里木(今塔尔—舍—哈马德)、古扎纳、提尔—巴尔斯普、布尔马里纳(今太尔·首刻·法瓦卡尼)、胡兹里纳也都出土了一些书信和经济法律文献等材料。 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亚述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古代两河流域的大量楔形文字材料被整理出来,请您谈谈此间的亚述帝国文献的整理出版情况。 詹尼:伊拉克考古初期,各国考古队在伊拉克发掘的文物都被运回了其所在国家。1924年,伊拉克颁布文物法,规定各国考古队在伊拉克发掘到的文物要留一半给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修订的文物法才规定各国在伊发掘到的文物要全部留在伊拉克。因此,包括亚述帝国在内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物分散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德国的柏林前亚博物馆、伊拉克的巴格达博物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博物馆等各国博物馆里。为了方便学者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各国学者掀起了一个整理发表亚述帝国的楔形文字文献的高潮。1892—1914年,R.F.哈珀整理了大英博物馆藏的库云基克出土的亚述和巴比伦书信(R.F. Harper,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Letters belonging to the Kouyunjik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I—XIV,Chicago 1892—1914);1898—1901年,C.H.W.约翰斯整理出版了亚述契约与文件(C.H.W. Johns, Assyrian Deeds and Documents I—II,Cambridge 1898—1901);1911—1927年,德国学者L.梅塞施密特、E.埃贝林、O.施罗德等学者陆续整理刊出了卡拉特·舍尔卡出土的历史、宗教、法律等方面楔形文字文献(L.Messerschmidt, Keilscrifttexte aus Assur historischen inhalts I.,Leipzig 1911;E. Ebeling, Keilscrifttexte aus Assur religisen inhalts,Leipzig 1919;O.Schroeder, Keilscrifttexte aus Assur verschiedenen inhalts.,Leipzig 1920;O. Schroeder, Keilscrifttexte aus Assur historischen inhaltsⅡ.,Leipzig 1922;E.Ebeling,Keilscrifttexte aus Assur juristischen inhalts,Leipzig 1927);1926—1927年,D.D. 卢肯贝尔翻译出版了亚述和巴比伦的王室铭文(D.D.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London 1926—1927);1930—1936年,L.瓦特曼编辑了亚述帝国的皇家书信(L. Waterman,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syrian Empire,Ann Arbor 1930—1936)。

具有代表性的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被盗后来被追回的重要文物有乌鲁克面具、雪花石膏大瓶等。前者系1939年德国考古队在乌鲁克发掘出土,被称为“苏美尔的蒙娜丽莎”,约20厘米高,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是人类最早的头部造像之一;后者系1933—1934年德国考古队在乌鲁克发掘出土,高约1米,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前3000年,大瓶外表的图式分为四栏,由下到上分别描绘了水和植物、牛羊动物、服务人员、女神伊南娜,体现了古代苏美尔人对自然界的认识。

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亚述国家档案公报》的主编F.M.费尔斯教授(F.M. Fales)也是最重要的亚述帝国研究专家之一,请您介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代表作。 詹尼: F. M.费尔斯教授是一位精力旺盛、兴趣广泛的学者,他主要研究亚述国家档案、经济法律文献。在文献整理方面,他的代表性成果是《一百封新亚述书信》(F.M. Fales etc, cento lettere neo-assire, Venezia 1986)、《亚述宫廷书信》(F. Mario Fales etc, Lettere dalla corte assira,Venezia 1992)《帝国管理档案Ⅰ:宫廷管理》(F.M. Fales etc.,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Records I: Palace Administration, Helsinki 1992)、《帝国管理档案Ⅱ:行省与军事管理》(F.M. Fales etc, Imperial Administrative Records Ⅱ: Provincia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Helsinki 1995);《新亚述法律文件》(F.M.Fales, Neu assyrische Rechtsurkunden I,Berlin 1996)。他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代表作是《新亚述时代的人口普查与地籍册》(F.M. Fales, Censimentie catasti di epoca neo-assira, Roma 1973),《亚述帝国:历史与管理》[F.M. Fales, L’impero assiro : storia e amministrazione (IX—VII secolo a.C.),Bari 2001]。他还主编了一本亚述王室铭文的论文集(F.M. Fales,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s : New Horizons in Literary,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Roma 1981)。F. M. 费尔斯教授同时也一位成就突出的阿拉姆学学者,整理了大量阿拉姆文献,其代表作是《新亚述时期泥板上的阿拉姆语文字》(F.M. Fales, Aramaic Epigraphs on Clay Table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Roma 1986)。 国:据我所知,您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亚述帝国时期,请概括介绍您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詹尼:我最初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在研究希腊文化的渊源的过程中转到了古代近东地区历史的研究上,尤其是亚述帝国方面。我的专著《西米连人:伊朗军事精英在近东的出现》(G.B. Lanfranchi, I Cimmeri. Emergenza delle elite militari iraniche nel Vicino Oriente, Padova 1990)主要研究国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西米连人问题,探讨了亚述帝国灭亡与其东北部的西米连人和斯基泰人的关系。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的研究思路:一方面充分挖掘了希腊历史学家的相关记述,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古代近东的各种史料,并且与前者相互印证。我一贯认为,古代希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代近东文化,因此,我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曾经涉及占卜、天文学、政治思想等一些方面,这在反映在我的学术论文以及我与饶夫、罗林格教授合编的《帝国的延续?亚述、米底与波斯》(G.B. Lanfranchi, Michael Roaf, Robert Rollinger ,The Continuation of Empires? Assyria, Media, Persia,Padova 2003)一书中。另外,我对亚述帝国东部和东北部的历史、地理比较感兴趣,撰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同时,我与赫尔辛基大学的西莫·帕尔波拉教授合作整理翻译了来自亚述帝国北部和东北部行省的书信 (G.B. Lanfranchi & Simo Parpola,The Correspondence of Sargon Ⅱ, Part Ⅲ: Letters from the Northern and Northeastern Provinces, Helsinki 1990)。除了上述研究,我还研究赫梯历史与考古。 国:我们以上谈的都是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知名学者,我还想请您介绍几位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及其在亚述帝国方面的成果。 詹尼:我们以上所谈的专家,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培养了一批很有前途的青年学者,是亚述帝国研究的希望所在。例如,奥地利的卡伦·拉德纳(Karen Radner)博士,她不但整理翻译了大量亚述帝国时期的楔形文字文献(Karen Radner, Die neuassyrischen Privatrechtsurkunden als Quelle für Mensch und Umwelt, Helsinki 1997; Karen Radner,Ein neuassyrisches Privatarchiv der Tempelgoldschmiede von Assur, Saarbrücken 1999; Karen Radner, Die neuassyrischen Texte aus Tall Seh Hamad, Berlin 2002),而且编辑了两卷亚述人名表,发表了许多有学术创见的论文,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芬兰的米科·卢科(Mikko Luukko)博士不仅深入研究了新亚述语法(Mikko Luukko, Grammatical variation in Neo-Assyrian, Helsinki 2004),整理翻译了亚述帝国的书信( Mikko Luukko, 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Esarhaddon, Helsinki 2002),而且撰写多篇富有新意的学术论文,显示了很深的学术造诣。芬兰的赖亚·马蒂拉(Raija Mattila)博士不仅整理翻译了亚述经济法律文献(Raija Mattila, 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Court of Nineveh, Part Ⅱ : Assurbanipal through Sin-sarruiskun, Helsinki 2002),而且充分利用帝国时期的各种材料深入地研究了亚述帝国时期的高级官吏制度(Raija Mattila, The King’s Magnates : A Study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Helsinki 2000),显示了其较高的学术素养。意大利的达维德·纳达利(Davide Nadali)博士专注于亚述帝国的浮雕和相关文献研究亚述帝国的军队和军事等方面的问题,著有《空间概念和时间的变迁:公元前7世纪亚述浮雕的叙述结构研究》(Davide Nadali, Percezione dello spazio e scansione del tempo: studio della composizione narrativa del rilievo assiro del VII secolo A.C., Roma 2006),并且撰写了多篇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也是一颗亚述帝国研究方面很有希望的新星。 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大量的亚述帝国的原始文献被陆续整理出来,一批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相继推出,一批知名的专家老当益壮,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学者茁壮成长,亚述帝国研究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亚述帝国研究的前景如何? 詹尼:我们以上谈到的成就基本上是在20个世纪取得的,进入新世纪,欧美国家亚述帝国研究的前景并不容乐观。首先,研究队伍出现了断层现象。一方面,一批老的学者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但是年轻的学者还没有实现顺利接班; 另一方面,年轻学者的发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如德法等国先后削减亚述学等小学科的教授职位,意大利政府削减教育经费,凡此种种将会使从事亚述帝国研究的年轻学者的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其次,科研经费的短缺也困扰着亚述帝国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美索不达米亚王室铭文”项目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新亚述文献集成项目”前期进展十分顺利,但是研究经费告罄等原因使相关的研究难以维系,一些列入出版计划的书籍迟迟不能按期出版。再次,文献资料的垄断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人为的干扰。一些博物馆把本馆馆藏的楔形文字材料当做私有财产,他们没有能力解读,却不允许其他有能力的学者去研究,这也将影响到包括亚述帝国研究在内的亚述学研究顺利开展。

1849年,英国考古先驱亨利-莱亚德在库云吉克即古代尼尼微遗址挖掘,在阿淑尔巴尼帕居住的大西北宫中发现了“两个很大的房间,整个区域都铺满了超过一英尺厚的泥板”。1853年,他的助手霍尔木兹-拉萨姆在一个长达50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里又发现了大量泥板,这两次挖掘共出土了25000多块泥板及碎片,是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的主要藏书。出土的25000多块泥板图书,按照内容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王家档案,包括王室铭文、王朝世袭表、编年史、行政管理文献以及国王与大臣之间的几千封信件;二是经济或法律档案,包括法庭的判决文书,土地、房屋和奴隶的买卖契约;三是文学作品。前两类文书都是原件,第三类文学作品往往在结尾处明确或者暗示出这是之前作品的复印本,这些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各种神话、史诗、咒语、赞美诗以及各种楔形文字符号和单词表。此外,图书馆里还藏有医学、天文学、地理、占星术、占卜和驱魔等文献。

汉谟拉比法典石柱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因建立者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而得名。阿淑尔巴尼帕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国王,公元前668—前627年在位。他是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国王,征服巴比伦,占领了古埃及首都底比斯,灭亡了宿敌埃兰,使帝国疆域达到亚述历史上的鼎盛。同时,他也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学多才、爱书入迷的国王,在尼尼微王宫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图书馆。

德国人在两河流域第三个重要的发掘遗址是乌鲁克,发掘工作从1912年持续到1978年,出土文物收藏于柏林近东博物馆和伊拉克国立博物馆。柏林近东博物馆里的乌鲁克城墙,用大小相等的泥钉有规律地罗列堆积而成。此外,乌鲁克出土的“古朴泥板”,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200年,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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