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先得治社会

作者:澳门新蒲京

1997年,《甘肃土人的婚姻》出版,费孝通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青春作伴好还乡》。序言中说:“她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去世,我就应对等地为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生。这种信念成了支持我一生事业的动力。”87岁高龄的费孝通再次“以书明志”。

前方的路途变幻莫测,而一路上,他们幸福着,激动着。他们在心里偷偷约定,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更是让开花不久的爱情牢牢扎根。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痛失伴侣的费孝通悲情难抑。1938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版面世,在书的扉页上,他写道:“请允许我以此书来纪念我的妻子。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时年,费孝通28岁,这是他第一次“以书明志”。

他们共同署名翻译了英文著作《社会变迁》和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语言功底深厚的王同惠在合作翻译中给费孝通补习了第二外国语法文,同时,她提议他们合写一篇著作。这个提议令费孝通怦然心动,但竟注定了至为惨痛的人生悲剧。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内容提要:2005年是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于同年4月24 日逝世。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试图就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的影响、民族研究思想的形成以及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展开初步的研究。关键词:费孝通;瑶山调查;民族研究;文化自觉

作为费孝通与王同惠过往岁月的一个重要见证———《甘肃土人的婚姻》,因种种原因耽误了,一直没有出版。此后,费孝通经历了抗战、内战、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劫难。但是,由于频繁变迁,译稿竟不知所踪。费孝通苦寻手稿,很长一段时间每晚都需服用安眠药入眠。直到1979年,费孝通无意间搬动旧书架时,才发现了译稿。此时离王同惠去世已43年,费孝通几乎认不出前妻的字迹。

1928年,费孝通到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学习。在两年的学习训练中,作为学生会秘书的费孝通不仅埋头读书,还积极关注国家大事,组织、参与社会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费孝通跟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后来学校医务室的校医与一个学生发生口角,并动手打了这个学生。在处理过程中,学校偏袒校医,学生们不满,于是开会声讨、罢课抗议,事情被闹得沸沸扬扬。校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费孝通虽然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老师认为他品学兼优,所以免于开除,被勒令转学。最终一些同学还是被开除了,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刺激着费孝通的良知。“该不该学医?学医能不能成为自己一生安身立命之所在?”费孝通不得不去想这些问题。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

七十年前,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不远千里前往偏僻的广西大瑶山做社会调查,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广为人知的费孝通与王同惠的一段经历。他们一路走,一路写出《桂行通讯》,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燕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对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叫好。他们于1935年10月18日进入大瑶山,费孝通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他们在大瑶山的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①然而,1935年12月16日,当他们完成花篮瑶调查后,在从坳瑶居住的古陈村向茶山瑶居住地区转移过程中,却发生了王同惠遇难、费孝通受伤的意外。大瑶山的不幸遭遇,成了费孝通人生中的一个噩梦。几乎可以说,大瑶山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从此,费孝通和大瑶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先后五上大瑶山,甚至在他九十高龄之时,还一直惦记着再上大瑶山。2005年是费孝通和王同惠大瑶山调查七十周年,费孝通先生也在同年4月24日逝世,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受费孝通先生家人的委托,利用暑假的时间,重上瑶山调查,重点访问了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的主要调查地六巷村。2006年1月10日,我再次陪同费孝通先生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对大瑶山的五个瑶族支系展开调查,意在完成费孝通和王同惠先生未竟的调查。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将这样一个使命交给我来完成,是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也是我作为费孝通学生的光荣,更是我和费孝通先生的缘分。我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就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所做的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正是这篇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引导我认识了费孝通,也使我走上了追随先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瑶山也是我的学术起点。这里,我想总结一下大瑶山的特殊经历对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都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升华的文化自觉理论都产生了哪些影响。一、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人生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大瑶山调查留给费孝通最大的痛楚,就是王同惠的牺牲。王同惠的牺牲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造就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王同惠在大瑶山调查中突然牺牲,对费孝通的打击非常大。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后记里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当费孝通从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站起来之后,他意识到我既不死,朋友们一路把我接了出来。我为了同惠的爱,为了朋友的期望,在我伤情略愈,可以起坐的时候,我就开始根据同惠在瑶山所搜集的材料编这一本研究专刊。这一点决不足报答同惠的万一,我相信,她是爱我,不期望着报答的,所以这只是想略慰我心,使我稍轻自己的罪孽罢了。②费孝通在当时不仅是痛失了一个亲人,也是痛失了一个调查研究的伙伴,他在广州养病时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若是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那么同惠所贡献给民族的并不能说小了。同惠有灵当在微笑,那是我相信的。当费孝通逐渐从痛苦中清醒过来,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③为了这一个庄严的承诺,费孝通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严酷环境,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④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也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⑤费孝通、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沿着家庭、亲属、村落、族团以及族团间的关系层层深入,仅以数万字的篇幅,就展现出一个完整的花篮瑶社会结构。吴文藻先生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篮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⑥ 在养伤期间,费孝通在家乡开弦弓村做了调查,由此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留洋归来的费孝通,立即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扎进云南农村做调查,他的《禄村农田》指向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费孝通认识了志趣相投的同系女生王同惠,“红门立雪”,喜结连理。他们一起翻译校订《社会变迁》(英文)和《甘肃土人的婚姻》(法文)两部外文著作,婚后,又同去广西大瑶山考察。一次考察中,由于迷路,费孝通掉入瑶人为猎捕野兽而设的陷阱,身受重伤,无法站立,王同惠出山求援,不幸遭遇山洪,落水而亡。

数十年后费孝通写道:“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姐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和我作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园附近的圆明园废墟或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少怀初衷,今犹如昔”,费孝通毕其一生“志在富民”,民富而后国强。费孝通“重情和报国”的“初心”,在岁月更迭、沧海桑田中矢志不渝,始终不曾改变。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的“初心”,搏动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费孝通和妻子孟吟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1930年,原本在东吴大学医预科学医的费孝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因为接触现实,费孝通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

费孝通的生死爱情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 年轻时的费孝通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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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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