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老舍先生在《看穿了胡风的心澳门新蒲京平台》中写下的犀利语言,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

作者:经典长篇

北碚,曾是缙云山下、嘉陵江畔一处安静小城。

“我认识胡风已快二十年,应该说是老朋友了。二十年来,我总以为他的毛病不过是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而已。看了舒芜先生发表的‘胡风信札’,我才知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地褊狭,而是别具心胸。原来他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都看成敌人啊。”

1949年7月23日,位于北平东黄城根北街甲20号的中法大学喜气洋洋,在暑期里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中法大学成立于1920年,首任校长为蔡元培(1920-1930年),1950年并入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这群特殊的客人络绎不绝地步入中法大学,他们是刚刚参加完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208名文学界代表。

空中,敌机的炸弹不时扔下;地上,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生活在嘉陵江畔的文人挣扎着,喘息着。

早在南北朝时期,由佛教文化繁衍而生的北碚文化就已迈入了初兴时期。

这是老舍先生在《看穿了胡风的心》中写下的犀利语言。

28年前的同一天,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奋斗,解放区、国统区、原在北平的文学工作者汇聚在一起。今天,在中法大学大礼堂,他们将见证全国文协的成立。

许多年以后,那个生于1938年,也就是日本对陪都重庆无差别轰炸那一年的日本学者前田哲男,写出了一本研究二战时期战略大轰炸的书——《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在致中国读者的文字中,前田哲男说,他对1938年的大轰炸当然没有记忆,但“重庆爆击”这句日本话留在了他耳朵中。前田哲男后来五次寻访重庆大轰炸遗址、受害者和研究者,他置身在高楼建筑和人群中,“似乎仍然能够听到那些无助民众的呐喊”。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带给这座小场镇鲜活的生气,让它一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抗战时期,北碚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大量科学文化教育机构进驻北碚,全国的思想精英在此集结。当时的北碚曾被称作是“东方的诺亚方舟”,无数的宝贵人才、文物史料和重要物资都在这座小城中得到了尽可能安全的保护和存续。可巧的是,这艘奇迹之舟的缔造者卢作孚先生,正是以“中国船王”的头衔而闻名于世的。

1954年,胡风遭批判,老舍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文,称胡风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是“为人民唾弃的垃圾”。

大会由丁玲主持,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及大会日程。

在重庆度过了青少年生活的史学家张开沅回忆说,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日子,许多餐馆不失“川味幽默”,将榨菜鸡蛋汤改名为“炸弹汤”。现在无法查出这种“炸弹汤”的价格。重庆物价出奇的高,时任第六战区司令官的陈诚,1942年1月在辖区接待郭沫若、阳翰笙时,不无炫耀地说,六战区的物价问题已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均较重庆相差数倍乃至数十倍。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老舍致信吴组缃还谈到经济“甚窘迫”:稿费每月两万,连同太太收入,每月不到五万。所以,他劝吴组缃不能放弃“中央大学”的教职,在抗战结束后再做职业作家。

70年,弹指一挥间,那段血色岁月里的人仿佛从未走远,有关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忆,就隐藏在小城北碚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从未褪色……

老舍与胡风在抗战中曾共事多年,抗战时,香港沦陷,因不知胡风下落,老舍曾当众落泪。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为何老舍要写这样的文章?真是所谓“两重性格”造成的吗?

接着由茅盾致开幕词。茅盾说,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依照全国文联的章程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文代会确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把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普及到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去。“我们要求产生更多的表现新时代、新人民英雄的作品,也要求加紧文艺组织工作。我们的任务不轻,我们前面也还有不少困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文艺还在广大人民中间有影响,摆在我们眼前的迫切工作,不光是肃清那些反动的有毒的东西,而且要有新鲜的富于营养的东西去代替它们。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完成任务的。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是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有老解放区的经过考验而成绩卓著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在国统区奋斗多年的文艺工作者,更有老解放区的埋头苦干、经验丰富的文艺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一致在毛主席文艺方向之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我们要团结得很好,同时也要坦白地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最后,茅盾说,文代大会已经胜利闭幕,现在各人将按他的任务组织起来,准备开上前线,然后在全国文联领导之下,配合各兄弟部队,在毛泽东旗帜下,迈步前进。

生活压迫着每一个人,包括文人。1943年5月31日阳翰笙从重庆城回到赖家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感叹: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生动泼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状态中。阳翰笙发现许多文化人从常态到变态,有的爱醉酒,有的乱发脾气,有的无缘无故痛哭,有的不管场合大发牢骚。也许出于对生的恐惧,有人以死反抗生的绝望。1941年2月的一个早晨,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留下了这样的遗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幸亏郭沫若等及时赶来,抢救后脱险。

三千名流汇北碚

去除不得不写的因素外,可能还有一层原因,即:老舍与胡风之间早有积怨,他们只是“面子上的朋友”。

然后是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讲话。他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他说,文代大会仅仅是团结的开始,必须把大会的团结精神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去,带到文学部门的各个方面去。林伯渠强调,一部分共产党的与老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曾经早些接触过工农兵生活,有些可贵的经验,但不能因此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应十分警惕。林伯渠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联系起来。他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就是写工农兵及其干部,并且给他们看和给他们听。既然是为了他们,写作者就不能不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感情、思想意识。这就发生了联系群众的问题。老解放区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获得了一些经验,但这经验,还仅仅是联系群众的初步知识。表现与教育群众的作品,则还远远落在革命形势的后面。为此,林伯渠号召文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地体会实际的斗争,把它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为达成进一步团结与进一步深入群众的目的,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与加强文学工作者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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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初,北碚城区仅有300来户居民,人口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街道污秽,匪盗横行,民生凋敝。1927年,一位青年男子的到来,改变了这座小城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它的命运。

-老舍要揍胡风这个“狗东西”

随后,丁玲报告了全国文协的筹备经过。下午,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草案,并进行了选举。

戏剧家洪深

这位青年名叫卢作孚,我国着名爱国实业家。1927年,他以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的身份,对北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短短几年时间,北碚就拥有了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四川的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西部地区的第一家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还在北碚兴办实业、教育、医疗机构,并整修街道,兴建公园。到1936年北碚嘉陵江乡村建设实验区署成立时,北碚已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花园小城。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人,小老舍3岁,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诗人。

7月24日上午,艾青主持会议,冯至报告了头天的选举结果。这次会议共选出69名全国委员会委员:丁玲、茅盾、郭沫若、曹靖华、赵树理、艾青、冯雪峰、郑振铎、巴金、周扬、胡风、柯仲平、夏衍、萧三、何其芳、叶圣陶、冯乃超、曹禺、田间、欧阳山、王统照、沙可夫、冯至、刘白羽、周文、袁水拍、适夷、李广田、戈宝权、立波、草明、陈学昭、黄药眠、周而复、李季、臧克家、钟敬文、俞平伯、田汉、黄源、罗烽、陈白尘、王任叔、曾克、荒煤、孔厥、聂绀弩、王亚平、洪深、阳翰笙、刘芝明、王希坚、许广平、杨晦、马健翎、吴组缃、靳以、张致祥、陈望道、孔罗荪、卞之琳、金人、唐弢、宋之的、严文井、马烽、沈起予、蒋天佐、吴伯箫。

1942年12月31日是洪深五十岁生日。他在生还后,一度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此时已回重庆。阳翰笙记得洪深的生日,他觉得老洪在戏剧文化领域活动了将近二十年,应该替他祝贺。阳翰笙和戏剧家陈白尘商谈了为洪深祝寿的具体事宜,致电洪深,洪深极为高兴。25日,洪深来到文工会,与阳翰笙、翦伯赞、杜国庠相聚甚欢。是日晚,阳翰笙到中艺主持祝洪寿筹备会,他在日记中说:“大家都表示得很热心,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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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的文坛地位源于鲁迅。1935年,革命作家为建立抗战统一战线,提出“国防文学”等口号,而胡风提出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围绕“两个口号”,左翼作家激烈争论,其实质是周扬、胡风两派作家积怨的一次大爆发,鲁迅坚决站在胡风一边,不惜为此疏远茅盾等人。胡风从此被视为是鲁迅的学生和鲁迅精神的继承者。

此外,留有待解放区名额6人,还选举出柳青等16人为候补委员。以上91位文学界人士组成了全国委员会。大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在筹备洪深祝寿活动时,茅盾也回到重庆,细心周到的郭沫若特地到生活书店看望茅盾。23日晚上郭沫若在家中设宴招待茅盾夫妇和时在重庆担任周恩来谈判助手的林彪。周恩来也特地参加晚宴。因为茅盾的归来,筹备洪深祝寿会的同志决定将30日的晚会扩大举行,“一面寿洪寿沈,一面迎茅、迎翦”。30日午后一时的重庆百龄餐厅,与会者“像潮水样地涌进来了”。阳翰笙说:一年以来,在陪都恐怕这次要算是最有生气也最有意义的一次盛会。

第二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被划为迁建区。在这小小的弹丸之地,先后涌进了机关、学校、社会事业单位200多个,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科学家3000多人。在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三千名流汇北碚。

在此之前,胡风与老舍已有不睦。

报告大会选举结果的冯至,在会前写下了《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有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时认明一种严肃性:在广大的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听到一个响亮的呼声,‘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水,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如果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

就在30日的早上,重庆的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声。这一天,天空中有些阳光,在昆明经历过多次轰炸的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正好在重庆,他在教育部山洞口躲避,因非紧急,在洞外与陈部长谈了很久。十二点半警报解除后,梅贻琦被朋友约到一家天津馆子吃了薄饼。几天前,老舍在嘉厂请梅贻琦喝绍兴黄酒,吃烧饼点心。梅贻琦对绍酒的感觉甚好。酒后,老舍又陪梅贻琦去“精神堡垒”附近的戏园听戏。戏散了,两位再去一家小馆子吃了酸菜羊肉汤面,十一点半才就此别过。

文化大师郭沫若、老舍、林语堂、梁实秋等在碚创作出《屈原》《四世同堂》《雅舍小品》等传世名作;剧作家田汉、曹禺、夏衍、洪深、阳翰笙等在碚创作排演出《全民总动员》《塞上风云》等优秀剧目;教育家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顾毓琇、孙寒冰等在碚培养教育出革命烈士王朴等优秀人才。北碚区博物馆馆长莫骄称,目前,北碚共有20余处已认定的名人故居,先后建起并开放了6处位置相对集中的故居纪念馆,其中,梁实秋的雅舍纪念馆、老舍的四世同堂纪念馆以及卢作孚纪念馆是相对较大的3处。

据学者吴永平在《胡风对老舍的阶段性评价》中称,早在1932年12月,胡风便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题为《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的长文,将《现代》杂志第1卷上发表小说的14位作家(张天翼、巴金、沈从文、施蛰存、郁达夫等)全部打成“第三种人”,说“他们的认识大大地受了他们主观的限制”,而老舍的《猫城记》亦在该刊发表,只是连载未完,胡风未予评价。

在冯至报告选举结果后,沈起予、俞平伯、陈望道、杨振声、靳以、邵力子、李霁野等作了自由发言。邵力子说,“在过去蒋管区时代,我是十足的失败主义者;到解放区后,已转到十足的乐观主义者了。”

薄饼、绍兴酒、酸菜羊肉汤面,韭菜水饺、绿豆稀饭,高档一点的是“炮牛肉”,这是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留下的重庆菜单。读梅贻琦日记让我想起老舍1942年端午节诗作中的一句“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端午那天适逢大雨,吴组缃邀老舍吃饭。老舍以诗纪事,其一曰:“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著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诗的前记说:“端午大雨,组缃兄邀饮,携伞远征。幺娃小江着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辉煌一时的“抗敌文协”

对胡风的批评,巴金、苏汶均撰文反驳,老舍没有回应。

自由发言之后,郑振铎临时动议,全国文协应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通电致敬。茅盾安排何其芳起草了电文。

是的,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

早在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老舍先生便与周恩来有过多次接触,这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最终义无反顾、心悦诚服地“成为共产党的一位忠实可靠的朋友”。

吴永平认为,1934年老舍在小说《抓药》中塑造了一名叫“青燕”的批评家即暗指胡风,说他“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并借农民二头的嘴骂道:“揍你个狗东西!”

最后,郑振铎致《依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文学工作者将稳步走向胜利》的闭幕词,历时一天半的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在口号声中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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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周恩来还巧妙地安排老舍先生去了一趟延安,让百忙之中的毛泽东专门会见了老舍。毛泽东在窑洞里会见了老舍,亲切地说:“你是周恩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为了抗战,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误以为老舍抢了饭碗

1947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延安之行深刻地影响了老舍先生。他曾感慨地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

1937年11月,老舍逃至汉口,此时周恩来与王明正领导中共南方局,想成立一个文艺界的全国性民间群众组织,即后来的“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可由谁担纲,成了难题。

1938年,老舍从武汉到了重庆,继续在“抗敌文协”任职。当时,“抗敌文协”办公处就在北碚。那些年里,“抗敌文协”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各地设了分会,搞了许多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成为全国文联、全国作协的前身。“抗敌文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方面团结了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文化界人士,另一方面使文学走向民间,走向普及。

周恩来说,如果让郭沫若、茅盾来负责,张道藩那些人肯定不来,甚至没法“坐在一张桌子旁来开会”。周曾提议胡风,但王明反对,说胡风属于“鲁迅派”,是反对“国防文学”的。后冯玉祥建议说:不如让老舍来当,他人缘好,无党无派,又能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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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北碚,对“抗敌文协”的工作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通过团结通俗文艺作家,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宣传抗战。正如老舍在通俗文艺讲习班所讲:“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曲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小手笔,只要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去试作。我不应以聊鼓词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

胡风参加了“文协”第一届总务部主任的竞选,得票仅排第18位,老舍则排名第1,老舍此后连续7年任此职,胡风则任常委、研究部主任,二人配合较多。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

应该说,这个口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文学走向。这里面凝聚了周恩来与老舍的心血。

茅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胡风也说:“举老舍这个有文坛地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当总务股主任,这是符合众望的。”但在私下,胡风却不是这么说的。

善于观察、也体察时艰的费正清,注意到了“吃几顿饱饭”对文化人精神的重要。1943年10月,费正清应邀参加了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宴会。宴会在英国大使馆楼下的“文工会”举行,郭沫若穿梭在人群中。费正清特别感受到参加宴会的许多人热情而富有创造力,“尤其是在让他们先吃几顿饱饭之后”。

《四世同堂》诞生记

1938年7月18日,胡风在私信中说:“前天听说老舍都被任为政治部设计委员,这当然是郭沫若冯乃超之流招兵买马的大计划里面的一次。”

在文人朋友圈中,郭沫若无疑是“群主”之一。郭沫若五十一岁生日时,董必武、林伯渠和夏衍、廖梦醒、叶挺夫人等都特地从城里到赖家桥为郭沫若祝寿。那天宾主应该喝了不少酒。晚归时,医生丁维大醉,到天明还呕吐不止。阳翰笙在1942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杜国庠曾经在郭家门口跌破头,但未细说原因,是酒多了,还是走路不慎?

1943年夏,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3个孩子悄悄离开早已沦陷的北平,逃往重庆。11月中旬,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团聚。

所谓“政治部设计委员”,是军委会为延揽名人而设的“挂名拿钱”美差,月送车马费200元,郁达夫、阳翰笙均在列,但老舍“决不拿政府的钱”,不肯加入。据吴永平考证,倒是胡风因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辞退,很想当“设计委员”而不成,便把怨气撒到郭沫若、老舍头上。

那天阳翰笙约杜国庠、郑伯奇、冯乃超等到家中晚餐,招待大家的是野兔。但这位杜先生早晨在赖家桥郭沫若家门外跌破了头,不克出席。也许杜先生上一天晚上在郭府酒喝多了。阳翰笙遗憾地说:“此老想来舍吃野兔之念甚久,今日竟不能来一尝,可谓吃运欠佳。”

胡挈青定居北碚后,前来看望拜会她和老舍的友人络绎不绝,言谈中,胡絜青一遍遍诉说起北平沦陷后百姓经历的苦难,以及逃亡路上的艰难惊险。老舍就细心地记下这些情节,等到收集了足够的背景材料后,老舍决定,用两年时间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胡风误会了鲁迅的意见

郭沫若的待客之道颇有口碑,后来因为他的变化而遭人非议,他当年的热情、诚恳也就被忽视了。1942年9月4日,同是文工会委员的翦伯赞来文工会讲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结束后,中秋节当天,郭沫若在家中设宴为之饯别。已有九分醉意的翦伯赞午餐后滔滔不绝地和郭沫若、阳翰笙说了两个多小时,一吐胸中块垒。多愁善感的文人在酒后愈发“愁”和“感”,翦伯赞谈文化运动、中苏文协、谈从前遇到的草莽英雄,说到后来,眼泪几乎流出来了。在回溯这些场景时,似乎不能将郭沫若的热情都归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郭沫若的细心、周到反映了他人格的另一面。

1944年元旦,老舍正式动笔,开始撰写以沦陷时期的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鸿篇巨着描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亲和力与凝聚力,使得祁家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一次次外力的打击下未能解体,隐喻着这个国家的希望与新生,给全国人民树立了必胜的信念和决心。

胡风对老舍的创作一直不太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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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过程相当艰难,一方面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另一方面则是老舍的身体状况很差。北碚的夏天很热,老舍的书房又三面朝阳,就算太阳落了山,屋里也还跟蒸笼似的,墙上简直能烤面包。老舍在屋里坐不住就到屋外去,哪晓得外面的蚊子又大又多,更让人恼火。

1944年,重庆召开“老舍创作二十年纪念会”,胡风称老舍是“大众生活的亲切的同情者和大众语言的丰富的拥有者”,似在褒扬,却有保留。在文章中,胡风称老舍抗战前的创作是“旧风流”,并对老舍抗战中的创作提出批评:“‘救急’的工作并不能和艺术创作的工作截然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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