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甄选出来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

作者:经典长篇

其一,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作家研究。人文经济学把人分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彰显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差异,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原则未必适合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原则也未必适合于经济生活。经济人与社会人在作家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后果:一个小说家在何种社会关系中生存,以何种方式生存,谁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来源,以何种方式提供生活来源,小说家如何回馈给他提供经济资助的人或团体,小说家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如何超越其作为经济人的一面,都是人文经济学研究所关心的。以《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例:作为经济人,蒲松龄有其个人的利益需求,《聊斋志异》中关于科举失利的若干描写,具有很强的个人牢骚意味,不能据以评判科举制度。作为社会人,他痴迷和执着于艺术创造,矢志不渝地从事《聊斋志异》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艺术个性;他对中国志怪传统和文言小说叙事传统的改造,赋予了《聊斋志异》崇高的小说史地位。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蒲松龄,既不能忽略经济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烙印,也应充分揭示社会人蒲松龄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对其创作作出更为恰当的解读。

文 | 傅承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心中就认可了四大名著一说,殊不知还有两大名著也是著作史上经典之作。

其三,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展开系统研究。人文经济学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的各种经济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人文现象。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于,人类不仅有生存的需要,也有文化传承的需要。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没有生存就不可能有文化传承,但只关注生存也不可能有文化传承。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例,作为经济现象的“谋食”与作为人文现象的“谋道”,构成了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参照。一方面,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另一方面,对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儒林外史》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既为读者分析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切入角度,也提示了对其他清代小说中的人物展开类似分析的可能。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叶后社会政治黑暗与腐败的书。从众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写刻画中,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面临转变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即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以停滞不进或发展迟缓的主要问题。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比《红楼梦》早一个半世纪、明中叶后当时的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绝不能仅把它看做一部“淫书”或“秽书”。

而另外一部作品《儒林外史》,你肯定听说过范进中举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儒林外史》其中的一回章节。这本书以非常写实的手法描写出封建时期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是我国文学作品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官场讽刺长篇小说。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曾经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文经济学作为近年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尤为鲜明地体现了把“研究财富”和“研究人”相结合的取向。其核心在于,它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致力于结合价值关切和经济学的道理,分析各种人文现象和经济现象。

下面说一说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吴组缃的两篇遗作均为手稿,写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聊斋志异讲稿》,写在活页纸上,字很小,加之时间久远,墨迹褪色,整理十分困难。整理者本着忠实于原作的原则,不妄改,凡有订正与补充,一律标注为整理者所为。无法辨认的文字,用符号“”代替。手稿中的引文,整理者根据权威版本作了核对订正,不另加注释说明。手稿所用繁体字一律转换为简化字。《聊斋志异讲稿》的标点,大多只用逗号和句号,整理者加上了通用标点符号。限于时间与水平,整理工作可能还有不少的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聊斋志异》创下了我国古代小说中咏狐仙鬼怪之先,作者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蒲松龄也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世家,他一心想借科举考试步入官场,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也同样关注人物、情节和文本内容,但比起单纯的文学研究,关注焦点确有不同:经济人与社会人,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这些新的术语的运用,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小说研究的内容。其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融通。

吴组缃认为《霍女》的思想和艺术水平,远远超过了《婴宁》,主要就是创造了霍女这一独特形象。他说:“《霍女》中写一富而吝的朱大兴,平日一毛不拔,吝啬无比,但性喜渔色,色所在,冗费不惜。霍女来找他,和他同居了二年,求无厌,要吃最珍贵的东西,要穿要用最贵重的东西,还要常常嫌日子无味,要请戏子来唱戏。如此数年,朱供应不支,渐趋破产。此时霍女便不辞而别。她跑到邻村一个世胄何氏家,何是个大少爷,爱其美,十分宠爱她。朱知道了,与何氏打官司。最后霍女又到贫士黄生家,黄贫苦无偶,女救之,黄最初拒绝。霍女为之苦做苦干,操作家务,帮助他成家立业,以最大的真诚与心力贡献给他,与之过共苦共难的夫妇生活。她告诉黄说:‘妾平生于吝者则破之,与邪者则诳之。’霍女是一种侠义式的人物,她完全突破了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片面的贞操观念,完全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最初像个荡妇,实际却如此地疾恶富贵,而倾心钟情于一个贫贱的书生。作者不因三易其夫而使其光彩动人的性格丝毫减色,这在当时社会中可谓大胆与难能可贵的创作。”吴组缃特别欣赏霍女破吝济贫的侠义品格和蔑视封建贞操观念的大胆行为,因为她突破了封建礼教和制度的藩篱,具有未来女性的性格特征。

魔幻《西游记》,神仙鬼怪、仙界飘渺,法术高强,万般变幻,令人神往惊叹。

(作者:陈庆,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讲师)

吴组缃研究小说,总是将作品——作家——生活三者结合起来考察,研究《儒林外史》,首先考察作者吴敬梓的生平与思想,特别强调吴敬梓从名门望族到贫困不堪的人生经历对其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接着考察清代思想家从顾炎武、黄宗羲到戴震与吴敬梓思想的共同之点,然后从小说出发,概括出《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儒林外史》攻击和揭露清朝封建统治下的政治与社会,主要还是就士大夫阶层入手,即以士子们对功名富贵的问题作为中心的。”研究《聊斋志异》几乎采用了同样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显然比那种只考察作品反映了什么样的生活的研究范式更加科学,更加深刻,也更有说服力。

“大冤不申心不死”的席方平就是最好的代表,人间无处申冤,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人间之外的地方,却不料地府也能被收买,简直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就“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而言,以往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总结“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如冯保善《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苗怀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张兵《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王毅《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等;一是着力挖掘“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经济生活”,如沈端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陈大康《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张麒《红楼梦经济学》等。

蒲生活于达官缙绅的社会环境中,所能有的只是封建婚姻关系的夫妇之情。他之对于自由活泼的异性之美,对于志趣相同、彼此相知的爱情之乐,他亦是有此要求的。对于以才情自负而身处贫贱寂寞中的蒲氏来说,在他青年时代,此点恐怕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不能满足的。作品中对于爱情的体会,对多情青年男女的形象之描摹刻画,无不委婉动人,深切入微,正可证明此种情怀。

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甄选出来的《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可谓耳熟能详,明末清初诞生的这四部经典小说,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每一部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近年来,人文经济学不仅在经济生活研究中生机勃勃,在文学研究中也逐渐显示出它的活力。譬如,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以达成对作品和作者的深度理解,其势头甚好,有望为古典小说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我们54级汉语文专业的同学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赶上了好点儿:系里开始设置专业专题课。专题课《文心雕龙》《红楼梦》《聊斋志异》《鲁迅》等都由校内外名家,如何其芳、吴组缃、陈涌等先生讲授,很受同学们欢迎,但我印象最为鲜明深刻的却是吴组缃教授开设的《聊斋志异》专题课。

每个中国人从小就接受四大名著的概念,以读会、读懂四大名著为荣,因为这四部经典是中华文化之根,阅读这四部小说,就好比是在跋涉着追根溯源的文化之旅。

其四,对古代小说所描写的经济生活,以学术界已有成果为前提展开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士、农、工、商的物资资料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和消费方式均有较为充分的描写,内涵丰富。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对不同消费方式的描写,或写出了不同阶层经济实力和消费内容的差异(如“名士大宴莺脰湖”“约诗会名士携匡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或展现了社会与家族的盛衰变化(如大观园时代的奢华气派与贾母丧事的不够风光),或写出了社会阶层的变迁流动(如一介书童万雪斋之成为富商大贾,消费方式的变化即其表征),或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如严监生极力压缩自家的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却拿大把的银子给严贡生等人花销),在这些方面,学界虽然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但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英雄群侠《三国演义》,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权利斗争里的人性,沙场厮杀中的快意,那段风起云涌历史中的杰出人物,一个个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相较于以往“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研究以日常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视角和方法可以更加多样或丰富。大体说来,其基本思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全书暴露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面临变革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官僚、地主同市侩结为三位一体,形成极端腐朽反动的统治势力,紧紧压在城乡人民头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掠夺社会财富,吸尽人民膏血,摧残农、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而穷奢极欲,腐蚀人心,严重桎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热血《水浒传》,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好汉精神,墨家思想中的“民间正义”,是这部书让人不忍释卷的独特魅力。

其二,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古代小说的情节展开系统研究。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个人意志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的交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情节。人文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意志常常可以对生活发挥直接影响,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更为持久和巨大。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的兴衰历程,就是在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展开的。王熙凤主持家务期间,虽然面对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但看在元春和贾母的份上,坚持不把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的范围,显示了个人意志的直接作用。而持续增长的经济压力,最终导致了其将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即开源节流和裁员的范围,扰攘的尘俗气息因而弥漫其中,晴雯、芳官等人横遭撵逐,大观园逐渐成了不适合宝黛居住的一个空间。这些事实表明,宝玉大观园之梦的破灭,贾府的经济困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意志的力量,不足以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力相抗衡。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吴组缃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课程,先后主讲过宋元文学史、明清文学史的基础课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专题课,并编写了讲义。这些讲义,只有宋元文学史,由沈天佑整理、增补,于198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文学史本来也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因讲义大多遗失,未能整理出来。2011年,我在整理沈天佑师的文稿时,发现了一批吴组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的讲义,这批讲义分别用活页纸和笔记本撰写,部分讲义章节注明了撰写时间,还有一些讲义编了序号。根据讲义的用纸、编写时间和序号,大体上可以辨认有以下几种:

《聊斋志异》大家肯定都知道,这部作品已经被改编成了很多版本的影视作品,用狐妖鬼怪的故事来讽刺,揭发当时黑暗的社会。

我们讲反映论要讲两面。文学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客观的一面;还有作者怎么处理,这是主观的一面。这两面都不能抹杀。

《儒林外史》被称为贯穿功名富贵之骨的佳作,作者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的经历和曹雪芹颇有相似之处,家中几代人都做过高官,到了他这一代却衰落下来,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吴敬梓是颇有体会,深刻的人生体验成为他写作的重要素材。

探讨吴组缃的古代小说研究,很容易发现他的小说创作对其小说研究的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吴组缃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的关系,应该是先研读与借鉴古代小说进行小说创作,然后再凭借其小说创作经验来研究小说。据吴组缃回忆,他上高小的时候,就翻看过一些古代小说,在芜湖上中学时,就买了一部亚东本《红楼梦》。那时候“课堂上读书作文还是文言为主。这样,我们自然而然拜亚东本白话小说为师,阅读中用心钻研、琢磨。一部《红楼梦》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跟日常口语挂上了钩,而且更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吴组缃中学阶段便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吴组缃,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得到茅盾等人的激赏,四十年代初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鸭嘴涝》。从五十年代开始专门研究古代小说。从读小说、写小说到研究小说,吴组缃独特的经历使他对古代小说尤其是小说名著烂熟于心,对古代小说的特征与价值的认识多有独到的见解。

吴敬梓和曹雪芹一样,自幼受到了非常好的文学教育,精通文史,吟诗作赋更是他的强项,但对死板的八股文、僵化的科举制度却是深恶痛绝,尤其是那些官场中 各种“儒”们,追求功名富贵时形形色色的丑态 ,吴敬梓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和极大的讽刺,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笔者发现的吴组缃讲《聊斋志异》专题课的讲义,可以证实这些回忆所言不虚。讲义题为《〈聊斋志异〉讲稿》,题后注明时间:“1957.9.25”,应该是首次备课时间。在讲义开头有一节关于课程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向未讲过此课,对此课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谈不到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学们的阅读情况,这就需要好好地计划与斟酌,并要求同学们随时的帮助。”说明这是吴组缃为第一次讲《聊斋志异》专题课所写的讲义,时间是1957年秋季。该讲义用活页纸正反两面书写,共29张,作者用红蜡笔按张标注了序号,实际共58页,每页39行,每行40多字,大约9万多字。最后一页明显没有结束,说明讲义后面可能有遗失。《讲稿》共有五部分:绪言。《聊斋志异》故事的来源。蒲松龄的生平及思想。选读示例。《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与艺术描写。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讲稿》中最精彩的内容——关于蒲松龄人生际遇与其思想和创作关系的论述,关于《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的思想内涵与艺术创新的解读,作简要评述。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非常高,说此书有史以来最具讽刺意义之作。

什么是写小说的中心?我个人以为就是描写人物。因为时代与社会的中心就是人。没有人,就无所谓时代与社会;没有写出人物,严格的说,也就不成其为小说。

受到沉重打击的蒲松龄剑走偏峰,决定留下一部传世之作。他收集了大量离奇的民间狐鬼传说,在自己的书房“聊斋”之中加工整理,变成了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故事。蒲松龄也把自己对腐朽的社会、黑暗的科举制度的痛恨和不满,揉入这些故事中去,借故事中的人和事来表达与发泄。

中外文学理论家早已指出,文学创作就是作家运用虚构和想象来弥补人生的缺憾。吴组缃认为,青年蒲松龄大量创作爱情题材的作品,是其感情生活得不到满足所致。

凄美《红楼梦》,“痴男怨女”“厚土高天”,以及 “世事无常” “好就是了”,是曹雪芹这个出身于显赫豪门的贵公子,在人生大起大落经历中的深切感受,是他在家世败落后的倾尽心血之作。

有些《红楼梦》研究者往往抛开人物形象,从书中摘取一些枝节的事项和节目,来论断作品反映了怎样的思想,提出了怎样的问题。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列举大观园里一顿酒饭花了多少银子,乌庄头送来多少什么地租,诸如此类,以证明贾家生活的奢侈,如何剥削农民,和说明了什么性质的历史或经济问题,等等。若是一部《红楼梦》只提供了这样一些干瘪的事实和数字,那它有什么价值?

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家出版总局要求人民出版社只能出版四部古代经典长篇小说,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另外两本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排除了。分别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讲稿》对《聊斋志异》中的不少名篇作过精彩的分析,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创新意义。《张鸿渐》中的施舜华,吴组缃认为她是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非常欣赏她在感情面前大方、自信、真诚、直率的个性。舜华出场,“我们并不能知道她是狐仙,她是作为现实女子出场的。张在暗处微窥之,原来是个二十岁左右的美丽女子,她十分精明,一眼看到草荐,就盘问,老妪只好老实告诉出来,不敢隐瞒。这个年轻美貌女子立刻发脾气,与老妪刚才所料想顾虑的完全符合。发了脾气之后,见到了张,她却如此敬重风雅士,于是又责备老妪慢待了客人。立刻以酒浆和锦裀来招待这个落难的书生。张此时私问老妪,才补叙出来,原来太翁夫人俱早谢世,止遗三女,这是大姑娘。怪不得这初次出面,确是当家作主的大姊的气派。跟着即推扉而入,即榻上抚慰慌张失措的客人,说‘无须,无须’,并近榻坐,提出以门户相托的话。虽有点腼腆,但多么大方、爽朗,开门见山,不似世俗女子的忸怩作态。张张皇地回说家中已有妻,她即笑着夸赞他的诚笃,十分自信,亦十分自负,不容对方再啰嗦,即干脆地说:‘既不嫌憎,明日当烦媒妁。’这完全是个思想意识获得解放的女子,在三百年前,完全是个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这种未来的崭新的女性形象,与封建婚姻制度是对立的。施舜华“听张说想念家中的妻子,即不高兴,说夫妇之情,‘自分于君为笃,君守此念彼,是相对绸缪者,皆妄也’。她要求的是真心专一的爱情,张的一番自以为言之成理的解释,实际是肯定封建社会多妻与重婚的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不成问题。而舜华笑着说的‘妾有偏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实即反映了她的思想要求——即真心专一的爱情——是与封建婚姻制度不相容的。从这样的内心要求出发,她经过幻化试探,证实了张的心之所属,即不能容忍。但其内心并不是没有斗争,其始还曲为解说以自慰,以为‘犹幸未忘恩义,差足自赎’。但对其恩义的感激,究不是她所要求的专一真心的爱情,所以过了二三日,便觉‘终无意味’,才决心送张回家去,成全他们。”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写出了施舜华真诚专一的爱情理想,而且写出了一个女性真实而丰富的人性。而吴组缃敏锐地发现并揭示出了这一形象的内心世界与性格特征。

可命运却跟蒲松龄屡开玩笑,他春风得意地连中了县、府、道三个第一之后,竟屡试不中,年逾四十还一事无成,只能靠教书为生。

吴组缃将《聊斋志异》与前代文言小说进行比较,认为它有明显的不同和巨大的创造:“《聊斋志异》在接受传统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第一,它把传奇与志怪志人,把唐以前的古代小说,和唐以来的传奇文,两者结合起来,汇同起来,一方面志怪,同时又传奇。……其中有许多长篇的,其故事之曲折,文词之铺陈,有唐传奇的特点,但其情节之怪异、故事之诡诞,则是志怪的特色。”“第二,其篇幅短的,虽是古志怪的样子,但却有意味,不那么简朴无华,或客观记录。……或写一事,以讽刺现实,攻击社会。或有所寄托,其中富有意义,给人教训,表达出一种道理,如寓言。”吴组缃论《金瓶梅》,提出“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也是将《金瓶梅》放在整个白话小说发展史上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其实,在解放前,还有二部小说,与四大名著一起,被称为六大名著。可见,这两部小说的文学魅力也非同小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六大名著变成了四大名著呢?那被删除掉的两本又是哪两部呢?

在这篇论文中,吴组缃首先论述了《金瓶梅》在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两个第一:《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并不是吴组缃的发现,但吴组缃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作者的一种假设:“当时山东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如散曲作家冯惟敏、戏曲作家李开先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第二个第一,则是吴组缃的创见。此前,吴晗曾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郑振铎认为:“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吴组缃明确指出了《金瓶梅》是第一部用家庭日常生活的题材揭露黑暗腐败的社会与政治的作品,无疑比前人抓得更加准确。论文紧接着用大量的篇幅对《金瓶梅》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吴组缃说:

这时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没有安顿下来,又加上如火如荼的民族矛盾,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抗清朝刚建立的政权,而地主阶级却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甘愿做满清统治者的顺民,对农民起义加以血腥的镇压。所谓民族矛盾,实质上也是阶级矛盾。对于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和外族统治者,其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蒲家此时正是上升的地主,对农民的造反,更为仇视,更为敏感。决不因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放弃与农民敌对的立场。

吴组缃先生是著名小说家和古代小说研究专家。1952年起,他在北大中文系先后主讲宋元明清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专题课等,并编有讲义。傅承洲先生重新整理了这些讲义,将其中从未发表过的《聊斋志异》专题讲义,及一篇吴先生已整理成文但未发表的《金瓶梅》论文,合为一集,以飨读者,并作为对吴先生的纪念。书中还附有吴组缃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及《儒林外史》等的论文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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