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文馆则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科普场所,苗德岁翻译的澳门新蒲京平台《物种起源》于2013年正式出版

作者:经典长篇

1981年10月1日,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1987年更名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简称科普所)启用印章,正式开张。当时它与中国科普作协合署办公,对内一套人马,对外两块牌子。科普所由高士其任名誉所长,初创阶段成立领导小组,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普及部部长黄汉炎兼任组长。时年58岁的梅光(第一任所党委书记)、56岁的王麦林和51岁的章道义为领导小组组员。他们协力带领为数不多的人马,克服种种困难,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许多重要的工作,很令人敬佩。

提起科普,少不了提一个人的名字: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他30多年的职业作家生涯中,为世人留下了近500部著作,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普丛书和科幻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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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12月召开的“加强评论,繁荣原创——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我真的很想参加,但很遗憾,因为与其他会议冲突,未能成行。我记得给卞先生打过电话,表示了歉意。

2004年,由梅光和居云峰主编,由科普所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在职人员,并邀请个别长期参与科普所研究工作的老专家,共同编写完成了《我与科普所:中国科普研究所巡礼》一书,科普所内部印发。此书的编校质量虽有缺憾,但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其中梅光的《科普所创建初期的艰难岁月》一文和章道义的两篇文章《深切怀念我国科普事业的先驱科普所名誉所长高士其》《我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对于了解和研究科普所的早期历史尤有重要价值。

在中国,也有一个多产高产的科普作家:卞毓麟。年近古稀的他,也有30多年的科普生涯,著译科普图书约30种,主编、参编逾百种,发表科普文章500余篇。他的作品不仅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屡获图书奖,今年初更是以原创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摘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与欧阳自远院士合编的6卷本《嫦娥书系》正在申报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1943年7月生,1965年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现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教授,中国天文学会常务理事,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权部主任。1999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兼职教授,现为上海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7月6日,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科普活动家李元先生去世,享年91岁。从一名天文爱好者,成长为新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先驱者、著名的天文科普专家,李元先生在他70多年的科普生涯中,开创了中国科普界的多个第一:他是第一个提议、发起并参与创建了北京天文馆的人,北京天文馆则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座现代化科普场所。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建成开幕,他担任了第一位讲解员;1998年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将国际编号6741号小行星命名为李元星

我与卞先生相识的时间不算久,但是他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回想起来,第一次与卞先生晤面是在2011年12月,与少儿出版社共商有关《十万个为什么》的编撰、出版事宜。2013年8月,上海举行的《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座谈会上,我们又阔别相逢。卞先生担任了天文卷的副主编,我担任了古生物卷的主编。聊起来才知道,卞先生与我还是南京大学的校友,他毕业于天文系,而我毕业于地质系,因此见面格外亲切。

章道义的《我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一文写道:“在四年中我们就办了好几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其中的第二件大事,是“邀请了几十位热心科普工作并富有思想见解的专家学者和初露头角的青年科普专家,如王梓坤、王国忠、符其珣、谈祥柏、饶忠华、林仁华、卞毓麟等在北戴河开了一次科普创作研究计划会议,广泛地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从而在研究所的周围团结了一批创作研究力量”。本文所述,正是围绕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

卞毓麟是阿西莫夫的铁杆粉丝,两人在很多方面也颇相像。但卞毓麟自叹没有阿西莫夫的天分,更遗憾中国没有那样的科普环境。

57岁,完全可以过悠闲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却“改行”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出版界,为开辟另一片天地努力拼搏,这就是我国天文学家、著名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他从中科院走到出版社,由作者变成编辑。

本版特约几位科普工作者撰文回忆与李元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表达缅怀、纪念之情。

2017年的夏天,还是在上海的一次科普研讨会议上,又一次与卞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作为科普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的谦逊、平和与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关于“元科普”的报告,让我耳目一新,并感同身受。会后,《文汇报》根据发言整理刊登了卞先生的文章,同时配发了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的点评。我也有感而发,同期刊登了一篇小短评,标题是“一线科学家应该为本领域科普‘发球’”。

一、盛会

跨洋追星

卞毓麟从事科普创作20多年,参与编著、翻译的科普图书有70余种,发表的科普文章约400篇,累计字数近400余万。他的读者从刚识字的娃娃到非本行的科学家都有,读过《语文》课本中那篇饶有趣味的短文《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的中学生们,都能说出“卞毓麟”。他的科普佳作不仅熔科学性趣味性于一炉,且极富人文色彩,如《恐龙·陨石及社会文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科学注》、《莎士比亚外篇》等,无不描绘着科学与文化一个个闪光的交点。他曾多次获得表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表彰他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在1996年的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他又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的称号。

■尹传红

卞先生在报告中举例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部科学元典之作,也是很好的科普源头。我听后深有体会,并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加以佐证。好几年前,江苏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电话联系我,希望我考虑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旅居海外多年的苗德岁先生。经过一番周折,苗德岁翻译的《物种起源》于2013年正式出版。因为这个缘故,2014年他出版了一本十分通俗的《物种起源》,迄今已经发行二十余万册,不仅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而且也获得了许多的奖励。随后,苗德岁先生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出版了《天演论》和《自然史》。这些科普作品均是发源于科学元典之作。卞先生的见地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举办这次会议的主旨,在会议通知中说得很清楚。兹照录“通知”全文如下:

我读了您的许多书,并且非常非常喜欢它们。我已将您的某些书译为中文。3天前,我将其中的3本航寄给您。它们是《走向宇宙的尽头》、《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和《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吗》;我自己的小册子则是《星星离我们多远》

卞先生历来认为“科学家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的发球员,奉献于科普实属责无旁贷”。他坚持不懈地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向公众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社会效果显著。他认为现代人时间紧迫,社会公众需要了解新的科学进展,但又没有时间来啃一本本大部头的书,除了撰文著书外,还常在各种场合作科普演讲。早年他曾在海拔5000米的喀喇昆仑山上向边防战士讲解天文知识;1997年赴漠河观测日全食途经哈尔滨时,曾给当地近2000名中学生作关于日食的科普报告;同年中秋节,他又给1700名中学生讲了火星探索的最新进展。他曾是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科委聘请的首都青少年校外科技导师,以及北京市三所中学的科技辅导员。

2005年6月11日,由本报组织的李元先生80华诞暨从事科普事业60年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会上,李元先生、胡亚东先生和郭正谊先生兴致勃勃地欣赏照片。 马丽摄

去年年底,在合肥召开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年会上,我们邀请卞先生作大会报告,尽管他身体欠安,仍欣然答应赴会,令我十分感动。他精彩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自然也给会议增添了光彩。

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并支持一些科普作者下功夫创作高质量的科普作品,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定于1982年4月21—27日在北戴河东山宾馆,召开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及重点创作选题计划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28年前,卞毓麟试着给阿西莫夫发出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5年后,在北京天文台从事天体物理学研究的卞毓麟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利用会后在纽约观光的空闲,打电话约访阿西莫夫。

有名望、有成就的他为什么“改行”呢?他说,科学宣传与科学普及做得好不好,对社会进步影响很大;中国的科学普及宣传实在还太少,这真是科学资源的浪费。现在投身到出版社,可以更有效地把更多优秀作品推向社会,传送到读者手中。曾经有朋友劝过他,“改行”当编辑不值得,但他不认为这样。他说,有很多选题策划,都来自于编辑,一名优秀的编辑应该成为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更美的“时装设计师”。他还说,作为一名科普作家,每年写上一两本、甚至三本书,能写好,已很不容易了。现在由他组织、从他手里编辑加工出去的好书,一年可能是5本、10本甚至更多。对整个社会而言,很难说这样做的贡献不如以前,实际上,很可能是贡献更大了。

得知李元前辈离去之后的那几天晚上,我在散步时数次下意识地抬起头来,放眼向浩瀚的夜空望去,寻觅那一颗已获得国际永久编号、名为李元星的第6741号小行星。

我与卞先生的接触虽然不多,却有一种心心相印、相见恨晚的感受。作为一代科普大家,他为读者奉献了一部部精彩作品;为了科普事业,他不停思考,身体力行,为我们奉献的是他对科普的诚挚的热情和执着。就在“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圆满召开之后十来天,在2016年12月27-28日举行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承载着大家的信任和期待,我被推选为协会的新一届理事长,并致大会闭幕词。在此,我想在结束本文之前再次重温那篇闭幕词中的一段话:

一、介绍科普创作研究所成立以来的工作和今后的工作计划。

那个周六下午,45岁的卞毓麟终于追星成功,登门与68岁的阿西莫夫相见。您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阿西莫夫想想说:这要看情况而定。比如前天就挺好,我从早上干到中午,又从下午干到晚上,一共9个多小时,完成了不少工作。昨天也很好,工作了一天,8个小时。今天上午有人来访,现在又约你前来,中午只读了点书,没干多少事情。他还诙谐地添了一句:所以你看得出来,我挺伤心的呢。

卞教授来到上海科教社后创建了该社的版权部。在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他与版权部的同事们齐心协力,推出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哲人石丛书”,现在已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品种。卞毓麟为策划“名家演讲录”丛书分秒必争、殚精竭虑,如今这套别具一格的科普精品已经出了20种。

什么也没有见着。但我知道,那一颗有了特定名头的小行星,依旧在它所执著的那个轨道上运行,在茫茫的太空中奋进;而在地球上与之对应的,则是一颗璀璨的科学普及明星李元。

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的源泉,科学与人文、科学与艺术在这里密切融合。科普创作光荣神圣,而又任务艰巨。科技工作者们在探索自然和世界的前沿努力奋斗,科普创作者们在他们身后的土壤里精耕细作,我们要掌握好科学,把握好文字,要耐得住寂寞,淡漠名利,为我们的人民和大众积极创作,启迪创新智慧,创造美好生活。我们重任在肩,我们以此为荣。

二、讨论如何组织和资助所外人员参加科普创作的理论研究和重点创作。

这是他俩唯一一次相见。今年卞毓麟正好68岁,著作等身,不少人问他为何从事科普写作,他援引了阿西莫夫的话: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卞毓麟解释,阿西莫夫曾被问如果医生说你只能活6个月了,你会做什么,回答是我会加快打字速度。

卞毓麟的作品有著译图书《星星离我们多远》等20种,发表科研论文60余篇,科普和科学文化作品300余篇,其中代表作有:《走近火星》、《宇宙风采》等。作品曾多次获奖。1990年以来,先后被中国科普作协表彰为“建国以来,特别是科普作协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北京天文学会评选为“先进天文普及工作者”,中国天文学会表彰为“优秀天文科普工作者”,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科学时代需要更多像他那样对科普事业一往情深、不断奉献的科技和出版工作者。

是的,这个名字,我在少年时代就已十分熟悉,并且非常景仰。事实上,我之于天文学的兴趣,还有相关知识的获取,最初主要就来自于李元、卞德培和卞毓麟三位老师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和文章以及他们所热心推介、翻译的萨根与阿西莫夫的有关作品。但我有缘见识李元老师,则是工作以后的事了。

读卞先生的作品,听他的演讲,我深刻体会到了以卞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内心具有的厚重社会使命感。我也有理由相信,这将激励更多的后辈们在科普的道路上耕耘、前行。

三、制定近几年内的研究与创作选题计划,并落实到人。

乐于副业

1992年4月的一天,从科研单位调往《科技日报》刚满半年的我,怯生生地来到副刊部交一篇悼念阿西莫夫的文章。当时,屋里人很多,有一位个头不高、满头银发的老人也在座。听我跟编辑谈及阿西莫夫,他忽然转过身来插话说:阿西莫夫很不简单啊,他写的东西又快又好。

谨以此文作为《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的“代后记”,我很希望本书成为我们朝着更高目标前行的新起点。

特邀请您拨冗参加会议,如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请将您的意见和研究、创作计划连同回执寄回我所。

一位天文界前辈说,卞毓麟是阿西莫夫最忠实的中国读者、译者、朋友、研究者。其实,专事科普之前的卞毓麟,与弃教从文之前的阿西莫夫,真是有好几分相似。

老人走后,我瞥了一眼他留在桌上的文稿《当代的科学大纲介绍阿西莫夫的》,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元先生。

2019年2月

附上“近几年内研究与创作选题范围”“聘请兼职研究人员暂行办法”和“研究和创作选题计划表”,供参考。

阿西莫夫出身于从事磨坊业的犹太家庭,3岁便随父母从前苏联移民纽约布鲁克林。他在家里开的杂货店中接触到科幻杂志,11岁开始写小说,19岁把稿子卖给了科幻杂志社。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先是在大学从教,38岁起开始专职写作。

5年过后,在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普作家萨根逝世一周年之际,我给报纸策划纪念专刊,特别邀请李元老师撰稿。他很快就寄来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并且还热心提供了一幅非常有趣的漫画它描绘的是外星人来到地球上,见到地球人时张口便问:带我们去见萨根吧。

本文选自《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

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公章)

卞毓麟出生在上海的亭子间,父母都曾是中学教员,幼时最喜欢看《幼童文库》,从中认识了太阳、行星、地球和月亮。初三时他第一次向老师说出我想当一名天文学家。最终,他如愿以偿考入南京大学数学和天文系。大学里,这个理科生却爱旁听中文系课程,常在图书馆手抄国学经典。毕业后,卞毓麟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

2001年秋,由李元老师举荐,我与他及李大光三人作为嘉宾,共同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纪念萨根逝世五周年之科普专题节目的制作。两期共100分钟的节目在BTV-1《世纪之约》播出后反响热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副总理特意调看,随后又点名邀请我们三人,于同年11月23日赴中南海出席国务院科普工作座谈会,并听取了我们所作的专题发言。这对我当然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非常感激李元老师的提携和知遇之恩。

1982年3月24日

卞毓麟的科普处女作《黄道光》,在文革结束时发表于《科学实验》杂志,从此笔耕不辍。1980年底,他的成名作对话体长文《星星离我们多远》出版,以郭沫若名诗《天上的街市》起兴,充分展露了科学性与文学性俱佳的特点,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他写的《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还入选《语文》教材。

作为新中国天文馆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与三代国家领导人都有过接触的科普界名流,李元老师有着令我们后生晚辈羡慕不已的经历和荣光。但是,他那种宽厚谦和、平易近人的格调,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而他那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的热心肠,在圈里也同样有口皆碑。

整个会议的日程安排是:4月21日上午全体会议,介绍科普创作研究的情况和工作计划,章道义报告《科普创作研究的范畴、方向和任务》,下午和4月22日全天分组讨论。4月23日和24日两个整天,分组讨论或推荐可以承担的科普创作研究任务。4月25日休息一天。4月26日上午分组讨论开展科普创作评论工作,下午分组讨论“聘请兼职研究人员暂行办法”。4月27日上午全体会议,大会总结,当天下午离会。从37年之后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今天来看,此会开了整整一个星期,用时似乎过于“奢侈”。但当时能聚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战友,历时一周悉心研讨,这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一次成功。

然而,一位老同事直言:在天文台,搞科普往往有不务正业之嫌。甚至有科研人员讥讽科普为小儿科。卞毓麟也自知,任何科普作品都无法计入科研论文的指标。或许因为 副业很强,他在天文台成为天文信息组负责人,除了负责图书馆、数据库等工作,还要编辑《天体物理学报》、台刊等4种期刊。第一次申报正高职称,因为报了正高编审,被认为与研究员不属同一序列,结果宣告失败。第二年才评上正高。

直面他真诚的笑容,回望他忙碌的身影,倾听他侃侃而谈、引吭高歌,谁感受不到他矢志科普事业那火一般的激情呢?李元老师爱唱歌,演唱水平还挺高,我曾在不同场合听他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不下三次。有一回众人一脸坏笑,逼问他歌中的她是谁,他很认真地解释说,他想的那个她,是倾情科普的萨根。

这次会议由梅光和章道义总负责,汤仲清、马晓庚、耿玉琴组成会务组。其余与会者分成四个组,作为历史的回顾与记忆,此处值得罗列全部名单如下:

缺少环境

卞毓麟先生常常向我们感叹,李元老师为人厚道、心态很好,所以活得很潇洒,朋友也很多。他总结了李元老师待人处世的几个特点,照我看那真是太贴切、太有意思了:与世无争,荣辱不惊;一人在场,大家开心;只要让他干活,别的怎么都行;不管让不让干,他都忙个不停。

第一组(14人):徐克明、王梓坤、谈祥柏、夏树芳、张三慧、凌永乐、王真、卞毓麟、林之光、费金深、高庄、孔德庸、向华明、郭正谊。

卞毓麟与阿西莫夫一样,有科学基础,有科研经验,有科学精神,但由于环境差异,大洋两岸的两个科普人境况迥异。

李元老师没念过大学,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和在科普创作上的成就却不同凡响,为人们所公认。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奋进的动力,但我以为,在李元老师身上,还有着超人的勤奋和过人的毅力。2004年春节期间,我曾给他打电话,说很想去看看他。电话我打过3次,结果3次均被婉言谢绝,他的3次回答分别是:真抱歉,我正在赶写一个东西呢。哎呀,忙坏了,屋子里也乱,回头再说好吗?嘿,还是不行。你看咱们是老朋友了,别客气,再找时间吧。

第二组(15人):史超礼、凌肇元、蔡幼伯、程鸣之、朱先立、王健、刘寿听、冯永亨、佟屏亚、朱毅麟、林仁华、王明慧、王洪、袁清林、汤寿根。

1996年,卞毓麟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不久接到一个动员电话,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打电话的吴智仁时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社长,他力邀这位兼职科普工作者南下加盟科教社。

李元老师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老老少少都爱跟他开玩笑,他哈哈大笑、哑然失笑、莫名其妙和恍然大悟的神情,都令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他早已是满头白发,可我们眼中的他,俨然是一个老顽童、一个老小孩,内心依然很年轻。

第三组(17人):周孟璞、符其珣、郑公盾、金涛、赵之、黄连城、陈渊、周稼骏、文有仁、梁烈、李元、吴伯泽、何寄梅、王惠林、蔡伟蓉、陶世龙、黎先耀。

快55岁了,是在国家级科研单位光荣退休,还是半路出家投入科普?卞毓麟有点拿不定主意。而且,妻子在北京中学任教,临近退休;儿子正好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但吴智仁的真诚打动了他。卞毓麟带着妻儿回沪,出任科教社版权部负责人,从国外引进一大批科普图书版权,组织翻译、编辑、出版。我本来差不多每年出一本自己的书,现在每年可以出五本、十本好书,值得。

2005年5月,我们一块到上海旅行。途中闲聊的时候,我恭维他说,在中国,他无疑就是天文学图书和图片收藏的老大了。他笑了笑,不置可否,但忽然拉了拉我的衣角,有点儿神秘地说道:哎,我跟你说呀,我手头有一套电视系列片剧本《宇宙》的中译打印稿,中央电视台内部提供,估计全国也没几个人有呢,这可是个

第四组(12人):王国忠、司有和、朱志尧(缺席)、刘后一、张锋、郑延慧、陈天昌、盛如梅、孔述庆、陈日朋、孔小梅、郭以实。

在他不大的办公室里,厚达800页的《科学编年史》样稿堆放在案头,他既是天文部分的作者,也是全书编辑之一。他坦承,作为原天文学家来写科普,其实特别吃力。前几日才看了最新学术资料,到落笔时又习惯性地怀疑其中的准确性,仿佛字里行间处处是问号,一一要求证。

这时,我开心一笑,打断他说:我手头就有一套。他啊了一声,连说没想到没想到。接着他又说,很遗憾没有买到《宇宙》图书的繁体字插图版。得知这本书我手头就有,他又吃了一惊,说:哎,快借给我看看!我一直有个打算

与会者的年龄分布:40岁以下10人,41~50岁18人,51~60岁30人,60岁以上5人。当时我本人是39岁。200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章道义主编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上下册,约200万字),在书中可以查到上述大部分人士的简况。

在国内,卞毓麟这样的科普作家只是特例。文学作家搞科普,需要补科学课,版税收入又低,吃力不讨好;科学家们忙于申请经费和项目,把时间花在科普上太奢侈。卞毓麟坦言,因为难以养活自己,国内鲜有全心投入科普的职业作家,自然也少有一流的原创科普作品。

听科普界多位朋友提及,近年来李老有意挑选了自己的一些藏书,分门别类后专送需要并用得着之人。令我十分感怀的是,2009年2月6日上午10时,84岁高龄的李老亲自登门,给我送来了早年出版的一本阿西莫夫作品《洞察宇宙的眼睛》,他对我说:知道你喜欢,一直在寻找。我老早就写好了字,今天就送给你。你好好欣赏、学习吧。他在书之扉页写的是这样两行字:送给尹传红同志迎接2009年国际天文年。

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有14人发言交流经验,他们依次为:徐克明(科学普及出版社四编室)、凌肇元(天津四十二中)、陶世龙(武汉地质学院科研处)、郭以实(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王梓坤(南开大学数学系)、卞毓麟(中科院北京天文台)、谈祥柏(第二军医大学)、王国忠(上海科技出版社)、郑延慧(《我们爱科学》编辑部)、程鸣之(《农村科学》编辑部)、林仁华(解放军战士出版社)、朱毅麟(七机部501部)、陈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梁烈(《科学之春》杂志社)。有些发言确实很精彩,例如,王梓坤介绍创作《科学发现纵横谈》的动机和艰苦过程;谈祥柏介绍多年来研究马丁·加德纳的经历;林仁华介绍“军事科普丛书”受到全军指战员的欢迎,以及全体作者和编者受到总政治部嘉奖的喜讯;朱毅麟介绍钱学森对科普创作的关怀和他自己的体会等,都使大家受益匪浅。

在美国,阿西莫夫受邀演讲,每次报酬数千乃至上万美元,动笔前预付稿酬可达上百万美元。很遗憾,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科普环境和受众群体。但科普总要有人去做,就像玄奘取经,就像鉴真东渡。这位学者气质的老作家甚至说,我们的科普需要炒作,更需要明星。

完成此文之时,看到卞毓麟老师为李老撰写的挽联,颇有感触,录为本文作结。

为配合中国科普作协鼓励开展科普评论,培养科普评论人才,科普所在会上决定出版内部参考资料《评论与研究》。《评论与研究》第1期很快就在当年6月面世,水准可嘉,其后各期也多有看点。我所见到的最后一期《评论与研究》是1986年12月出版的第10期,刊末仍有“征稿简则”,但我不知此刊一直出到何年何时。

引万众齐探宇宙奥秘,最喜雅俗共赏,七旬耕耘堪慰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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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袖叙说华夏天文,惟期雄风重振,九秩夙愿常励后昆。

图1 《评论与研究》第1期

教我如何不想他

20世纪80年代初,我本人虽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科普作品,向我约稿的刊物和出版社仍络绎不绝,但是我并不太清楚其他科普作家是怎样从事创作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科普界的一名“散兵游勇”。

王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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