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昌主动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林纾从一八九七年翻译澳门新蒲京游戏:《茶花女》开始

作者:经典长篇

王、魏两人在法国都读过《茶花女》,对这部小说交口称赞不已,他们劝林纾把它“翻译”出来,林纾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合作的方式是:先由王寿昌字字落实地说出法文小说原著的意思,林纾则在一边握着毛笔迅速地用汉语把它写成文章,林纾此时用的是带有桐城派风格的古文!据回忆,林纾在译《茶花女》时,因他的夫人去世不久,所以每译到伤感处,林、王两人竟会相对大哭,声音直传到门外,弄得邻居不知道里面发生何事。

澳门新蒲京游戏,《黑奴吁天录》出版后,其影响力不亚于《巴黎茶花女遗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曾孝谷于一九〇六年在东京成立“春柳社”,就将《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一个五幕话剧,一九〇七年六月一日、二日在东京本乡座公演两天,引起东京戏剧界的巨大好评。一九〇八年“春阳”话剧团也将《黑奴吁天录》在上海公演。此外,译本还被改编为诗歌、绘画,等等。正如原着被认为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黑奴吁天录》也被认为是改变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彼时魏易出任清廷学部翻译官、京师大学堂教席,1909年后他转入仕途,停止与林纾的合作,但并没有放弃译事。1913年,他翻译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即《元代客卿马博罗游记》,后来又翻译了狄更斯的《二城故事》,此外,他还译有法国作家勒东路易的《冰蘖余生记》、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

林纾从一八九七年翻译《茶花女》开始,终其一生,所译作品原著者清楚的有181种(有22种生前未刊),其中英国作家六十二名,作品106种(未刊5种);法国作家二十名,作品29种(未刊5种);美国作家十五名,作品26种(未刊10种);俄国作家三名,作品13种(未刊2种);希腊、德国、日本、比利

魏易在一九〇九年后,放弃教师及翻译的工作,转入仕途,担任大清银行的正监督秘书,因此停止和林纾的合作。辛亥革命以后,他与北洋政府中首脑人物关系密切,蒙熊希龄先生赏识,在熊希龄组阁时,曾任秘书长,同时兼顺直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熊内阁结束后,魏易弃官从商,改任开滦煤矿公司总经理。一九三〇年死于咯血之症,年仅五十。

不过,林纾不谙外语,也不能读外国原著,他的翻译活动是通过助手完成的。所谓助手,就是魏易、王寿昌等19人,其中,能够成为“黄金组合”的就是一对“林魏”——林纾笔译、魏易口述,他们这一对组合,先后译有外国小说及学术著作50余种。

因为林纾“不审西文”,所以选什么书来翻译,是由魏易来负责,能够选译这些文学精品,也不能不佩服魏易的眼光。像对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林纾都自认为:“近年译书四十余种,此为第一,幸海内嗜痂诸君子留意焉。”而哈葛德的《迦因小传》,原有杨紫麟和包天笑的译本,但未能译全,也是魏易的建议,林纾才重译此书。因此学者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说:“假如林纾少了他(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

王、魏两人在法国都读过《茶花女》,对这部小说交口称赞不已,他们劝林纾把它“翻译”出来,林纾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他们合作的方式是:先由王寿昌字字落实地说出法文小说原着的意思,林纾则在一边握着毛笔迅速地用汉语把它写成文章,林纾此时用的是带有桐城派风格的古文!据回忆,林纾在译《茶花女》时,因他的夫人去世不久,所以每译到伤感处,林、王两人竟会相对大哭,声音直传到门外,弄得邻居不知道里面发生何事。

话说1901年,在“求是书院”教书的魏易看到一本美国长篇小说,魏易后来记述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反复披玩,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先生博学能文,许同任翻译之事。易之书塾,与先生相距咫尺,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先生笔译,酷暑不少间断,阅月而书竣,遂付剞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是书即是美国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

然而林纾的翻译小说,其实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纯属偶然。那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的爱妻刘琼姿去世,他整日郁郁寡欢。在家人的劝导下,他来到马尾朋友魏瀚的住处。当时是夏天,凉风习习,满目荷叶。在魏瀚临江而建的住所,林纾却还是悲情难消,思念亡妻。正当魏瀚不知该如何劝解时,好友王寿昌来了,他也是林纾同乡旧谊。王寿昌十四岁时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前学堂制造班,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以优异成绩被选送至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兼修法文。当时王寿昌正从巴黎留学归来不久,在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曾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王寿昌主动与林纾谈起法国文学,还向林纾介绍了小仲马的《茶花女》。

(本文摘自《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着,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魏易,杭州人。早年失怙,公费读书于上海梵王渡学院,毕业后返乡,乃遇林纾,于是有了一段他们合作译书的经历。彼时魏易在杭州除了服务于“求是书院”,还曾是林启创办的另一家书院即杭州“养正书塾”的教习。

一九〇二年,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中译书馆,聘请林纾、魏易到馆中为译员,翻译法国历史《布匿第二次战纪》和《拿破仑本纪》二书。同时魏易也担任京师大学堂的英文教习。一九〇三年,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拟出翻译小说丛书,以每千字银圆六元的高酬向林纾索稿。自一九〇四年起,林纾、魏易专为商务印书馆译小说。译有狄更斯著作五种——《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冰雪因缘》《贼史》《块肉余生述》,司各特著作三种——《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剑底鸳鸯》,欧文著作三种、科南道尔著作七种、哈葛德著作七种、其他著作十五种。

学者文月娥在《魏易与林纾的合译初探》文中,提到魏易的贡献也可以从学者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表格中得到证实。表中列出了清末民初翻译出版的世界小说名着,林纾占了九种,其中有六种是与魏易合译的,它们分别是《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孝女耐儿传》《拊掌集》《块肉余生述》《不如归》。这足以证明魏易的英文水平和其文学鉴赏能力。除此而外,邹振环所着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林纾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集》五部译作入选,除《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外,其余四部都是魏易与林纾合译的。这也是对魏易的鉴赏水平及英文能力的充分肯定。文月娥的结论是林纾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让我们记住了“林译小说”。魏易作为林纾的口译者之一,对于“林译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名字虽然总是出现在与林纾有关的书目等资料中,可是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与林纾一道谱写了中国和世界翻译文化史上绮丽的诗篇,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他的。

林、魏读是书而感奋译之,其目的也正是林纾在是书的《跋》中所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以及“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他们以两个月有余的日子就完成了全书翻译,并于同年印行,而《黑奴吁天录》在出版之后,其影响丝毫不下于《巴黎茶花女遗事》。

学者文月娥在《魏易与林纾的合译初探》文中,提到魏易的贡献也可以从学者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表格中得到证实。表中列出了清末民初翻译出版的世界小说名著,林纾占了九种,其中有六种是与魏易合译的,它们分别是《黑奴吁天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孝女耐儿传》《拊掌集》《块肉余生述》《不如归》。这足以证明魏易的英文水平和其文学鉴赏能力。除此而外,邹振环所著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林纾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迦因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拊掌集》五部译作入选,除《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外,其余四部都是魏易与林纾合译的。这也是对魏易的鉴赏水平及英文能力的充分肯定。文月娥的结论是林纾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让我们记住了“林译小说”。魏易作为林纾的口译者之一,对于“林译小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名字虽然总是出现在与林纾有关的书目等资料中,可是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与林纾一道谱写了中国和世界翻译文化史上绮丽的诗篇,历史是不应该忘记他的。

一,幸海内嗜痂诸君子留意焉。”而哈葛德的《迦因小传》,原有杨紫麟和包天笑的译本,但未能译全,也是魏易的建议,林纾才重译此书。因此学者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说:“假如林纾少了他,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

当年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始于1897年,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了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两年后译毕,是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随即,林纾得商务印书馆之邀,从此专译欧美小说,先后译有180余种。

魏易在一九〇九年后,放弃教师及翻译的工作,转入仕途,担任大清银行的正监督秘书,因此停止和林纾的合作。辛亥革命以后,他与北洋政府中首脑人物关系密切,蒙熊希龄先生赏识,在熊希龄组阁时,曾任秘书长,同时兼顺直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熊内阁结束后,魏易弃官从商,改任开滦煤矿公司总经理。一九三〇年死于咯血之症,年仅五十。

两人合作不到半年时间,全书译完,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并以王、林两人的笔名“晓斋主人”和“冷红生”,在福州首版发行。没想到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大江南北,人们称之为“外国《红楼梦》”。当时着名的翻译家严复曾有诗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情。”林纾因此受到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

由于当年林纾并非是译事的“通人”、且译书顾及速度而揣摩不足,因此有不少的误译和误读,对此林纾自称:“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就是“无知者无畏”了,钱锺书则以为:“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乃是因为林纾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即其“对原文的加工改造”,而“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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