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银行家,蒋抑卮年长鲁迅六岁

作者:经典长篇

有一回,郑振铎找王辛笛帮忙,说是觅到一整套《清代文集》,有八九百种之多,系坊间罕见之本。只是,《清代文集》价格昂贵,一般人难以承受,为防珍本流失海外,希望金城银行伸出援助之手。周作民听了王辛笛的汇报,当机立断,慷慨应允解囊相助,将《清代文集》买下。1955年周作民病故后,子女遵照遗嘱,将《清代文集》连同其毕生收藏的古籍374种计5300册,以及各类文物1407件,统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梅兰芳久演不衰的《霸王别姬》剧本是谁操刀修改的?曾被誉为沪上八大图书馆之一的海光图书馆由谁创立? 日前,档案文献研究专家邢建榕提出,历史上许多文化事件的背后都有金融之手在推动。金融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不只是跟钱打交道,它与这座城市的文化以及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近代历史上,银行家为海派文化增添了温暖的底色,这对当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学者之家”由银行家创办 “因为它藏书丰富、名贵,就成了‘学者之家’。经常有许多专家在那边做研究工作,像平心、周谷城等每星期总有几天整日在那里翻阅书籍;史学家顾颉刚在去北京以前,也差不多每天耽搁在‘海光’。”这是本报1950年11月7日一篇报道的内容,所描绘的对象是设在番禺路209弄16号的海光图书馆。它的创办者是被誉为“中国摩根”的着名银行家陈光甫。陈光甫视海光图书馆为他一生事业的“三大杰作”之一,另两项,是他一手创办的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 邢建榕说,早在1923年,陈光甫就将自己的私人藏书悉数捐出,在上海银行内开辟了一间图书阅览室,供员工借阅,1927年正式成立上海银行图书馆。为实现图书馆以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主、向公众开放的设想,1948年陈光甫将其改名为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并邀请着名学者林同济主持馆务。除在国内搜集善本佳椠,陈光甫还花大量外汇直接从国外购入哲学、经济、文学名着,德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也在其列。与此同时,该馆还每半月举办一次报告会,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做演讲。 同样出自银行家之手的还有合众图书馆。创办者之一叶景葵是近代金融界当之无愧的元老,他掌管的浙江兴业银行是我国金融史上最早实行董事长制度的银行。虽然长期与金钱打交道,叶景葵骨子里却充满了文人气质。据记载,为赞助筹建合众图书馆,他捐献了价值5万元的股票基金和三万多册藏书。图书馆位于长乐路746号,为方便阅读和整理图书,更为了保护图书免遭不测,叶景葵干脆在图书馆旁边另建小屋居住,整日与书相伴。 金融界朋友在艺术创作上为梅兰芳出谋划策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梅兰芳1935年旅苏期间寄回国内的一封亲笔信函,是写给上海着名银行家、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该信字迹工整、文句清雅,篇幅虽不长,却简明扼要地记录了梅兰芳1935年赴苏演出的情形。这次演出在苏联掀起了“中国京剧热”,在梅兰芳艺术生涯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据记载,梅兰芳是从上海吴淞口出发的,原计划在莫斯科演出5场、在列宁格勒演出3场,可戏票不到一星期即销售一空,只能一再增加演出场次。按此信中梅兰芳的说法,他共在莫斯科演出6场,在列宁格勒演出8场,临行前又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进行告别演出。邢建榕认为,梅兰芳之所以写信给周作民,是因为他在访苏的准备过程中得到了周作民的大力帮助。 事实上,梅兰芳身边有一大帮子金融界的朋友,包括冯耿光、史量才、张公权、钱新之、陈光甫等。电影《梅兰芳》中有一位冯六爷,即是冯耿光的原型。冯耿光是金融界“不倒翁”,曾担任中国银行总裁、新华银行董事长、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据说梅兰芳每当遇到经济问题,他都能出手相助,毫不含糊。上世纪30年代后,冯耿光常住愚园路,梅兰芳经常去冯家,冯府就成为梅党在上海的聚集地。 邢建榕透露,银行家们对梅兰芳的关怀不仅限于经济上的资助,还在艺术创作上为其出谋划策。梅兰芳《牢狱鸳鸯》这出戏,便是中国银行总文书、人称“吴二爷”的吴震修从前人笔记中找出来、由齐如山执笔、经梅党诸人精心打磨上演后大受好评的。另一部梅兰芳久演不衰的戏《霸王别姬》,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同样倾注了吴震修大量的心血。这部戏先是由齐如山执笔,初稿完成后,场次很多,要两天才能演完。吴震修认为戏份太长,可压缩到一天。但齐如山不乐意,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吴震修干脆将本子带回家,亲自操刀,将本子改得人人叫好,齐如山十分叹服,两人又重归于好。

周作民人物

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早见于建国初期影印出版的《鲁迅日记》,及周作人的三本回忆着作,却一直未受到学术界注意。直到一九七六年,鲁迅仙台书简发现之后,才引起研究者广泛讨论。 鲁迅仙台书简,即一九○四年旧历八月二十九日,鲁迅致蒋抑卮函札,谈论日本仙台医专学习情况,抒发思乡与爱国情怀,以及他们之间真挚友情。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封鲁迅书信,也是研究鲁迅早年思想追求的重要文献。 赴日留学建友情 蒋抑卮,本名鸿林,谱名玉林,一八七五年六月十七日生于杭州。其父蒋海筹,名廷桂,是杭城丝绸大王。蒋家于一八五八年在杭州积善坊巷,开设蒋广昌绸庄,由于经营有方,声誉渐起。一八七六年,又在上海开设广昌隆绸庄。之后,业务拓展到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一带,产销两旺,获利丰厚,成为远近闻名的杭州巨富。 蒋海筹长子蒋玉泉随父经商,无暇入学。蒋抑卮作为次子,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私塾念书成绩颇佳,其父喜不自禁,为他取字“一枝”。意思是说,蒋家世代经商,唯有他“一枝独秀”,可以舞文弄墨。谁知长大成人后,他却十分厌恶科举八股,不喜欢沾染官场习气,反而潜心于古文字研究,曾求教于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列强侵凌中国,蒋抑卮怀?“师夷之长技以救国”的热忱,毅然离妻别子,东渡日本留学,打算进入东京武备学堂。 据一九○三年春《浙江潮》第三期刊载《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注明“癸卯三月调查”,记载:“蒋林,抑卮,二十九二十八年九月,自费,预备入校。”又据《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记载:一九○二年十一月,蒋抑卮与周树人、许寿裳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及侨居、游学于日本东京者一百多人共同组成浙江同乡会,并商议出版《浙江潮》。 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才,绍兴人。一九○二年三月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两江总督派往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鲁迅”是他于一九一八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使用的笔名。许寿裳,字季茀,号上遂,绍兴人。一九○二年获得浙江官费资助,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后转入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就读。在他的主持下,《浙江潮》发展成为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之一。 《浙江潮》创刊伊始,资金短缺,蒋抑卮捐款一百元作为开办费。鲁迅为刊物撰稿,许寿裳任主编。以此为契机,三人往来日益频繁,友谊遂深。蒋抑卮初愿是进入成城陆军预备学堂,但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自费生不得学军事。他也考虑到,自己身体比较羸弱,乃改学经济。 一九○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卒业。六月一日,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前,在东京填写《入学志愿书》及《学业履历书》,自署“周树人”签名之下,均钤印“抑卮”两字腰圆形名章。据查证,这枚印信是蒋抑卮终年随身携带之物,从事银行、商务活动,涉及文书、款项往来,均用此章。鲁迅与蒋抑卮当年交往笃厚,相互了解信任,由此可窥一斑。 鲁迅《仙台书简》 一九○四年夏,蒋抑卮因耳疾回国。是年八月,鲁迅在仙台参加入学仪式。十月八日,鲁迅致蒋抑卮函云:“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及“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结尾复又点出“秋气萧萧,至祈摄卫,倘有馀晷,乞时赐教言”,表达对好友的思念,情感质朴真挚,如同别后重逢,促膝倾谈。 鲁迅还就《黑奴吁天录》读后倾吐感想:“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又谈起与日本青年接触后的感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的繫念之情,燃烧?炽热的爱国情思。 当时,来访日本同学虽不在少数,由于受军国主义影响,不少人趾高气扬。鲁迅讽刺他们为“阿利安人”,“懒与酬对”。鲁迅对老师藤野严九郎十分敬重,学业孜孜以求,但总认为“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两年后,鲁迅弃医从文,这封信已见端倪。 鲁迅早年留居日本七年,往来书信至今只发现这一封,弥足珍贵。蒋抑卮年长鲁迅六岁,鲁迅在信中称其为“长兄大人”,提及“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据此可知,鲁迅在仙台医专就读期间,学费得到蒋抑卮资助。在推脱不了的情况下,鲁迅用这笔钱买了一只怀表。 蒋抑卮回国后,适逢以汤寿潜为首的浙江乡绅,反对清政府向英商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事发。一九○五年七月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汤寿潜任总理,鼓励商民集资,招得两千三百万元实收股金。蒋抑卮向汤寿潜建议开办银行,一九○七年十月,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正式营业,是为中国第一家商办银行。作为最大股东蒋家的代表,蒋抑卮出任常务董事达三十馀年之久,成为掌握银行实权者之一。 鲁迅仙台学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谁知两年后,一九○六年初,他在电影中看到,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刀斩中国人,围观者却是神情麻木的同胞,使他彻底打破学医梦想,认为“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以唤起人们觉悟。鲁迅毅然放弃学籍来到东京,?手创办《新生》杂誌。 一九○九年初,蒋抑卮耳疾复发,由夫人孔继莼陪同赴日本东京就医。这期间,鲁迅与许寿裳一起去医院探望,留下三帧珍贵照片。其中,医院病榻前的一张,原照是贴在印有“东京神田”、“江木”照像馆字样的硬卡上。一九七六年元月,蒋抑卮哲嗣蒋世显专程赴北京,将《仙台书简》原件随同三幅照片面交周海婴,今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出版《域外小说集》 起先,蒋抑卮与夫人孔继莼,挤住在鲁迅、许寿裳等人寓所中,即东京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后来,许寿裳在西片町十号找到一处新居,蒋氏夫妇才搬过去。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蒋抑卮》一文中,有详细追忆:“蒋抑卮,名曰鸿林,本身是个秀才,很读些古书以及讲时务的新书,思想很是开通,……白天里由他夫人同下女看家,他自己便跑到这边来谈天,因为人颇通达,所以和鲁迅很谈得来,我那时只是在旁听?罢了。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袁文薮与蒋抑卮》一文中,也提到蒋抑卮具体出资情况:“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 一九○九年旧历二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旧历六月,又出版第二册。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鲁迅翻译安特来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这三篇俄国作品;其馀十三篇是周作人翻译。《序言》、《略例》均出自鲁迅手笔。 《序言》云:“《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短短几句话,可以看出青年鲁迅的抱负。这种切切实实,不自矜、不自馁的精神,正是鲁迅一生所坚决奉行的。 周作人在《袁文薮与蒋抑卮》文中提到:“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舖子就是蒋家所开的。……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至于这两本集子最后的命运,除卖出一小部分,送人一部分,其馀都存放在杭州蒋广昌绸庄,及蒋抑卮在上海范园的凡将草堂藏书楼。算得上是轶事一桩了。 当年夏,蒋抑卮痊愈回国,寓居上海。不久,鲁迅、许寿裳也一起回国,二人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后又供职于国内多家知名学府。许寿裳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一生着述颇丰。 回国后的友谊 鲁迅归国以后,与蒋抑卮往来仍频。《鲁迅日记》总共写下与蒋抑卮有关的往来资讯,有四十二处之多。一九一二年春,鲁迅受蔡元培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四月迁北京。《鲁迅日记》正是从这一年的五月五日开始记事,是年九月十四、二十九日两则日记,写下了“蒋抑卮来”。当时,蒋抑卮在北京筹备开设“浙兴”分行,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日益频繁。 鲁迅因“三.一八”事件被迫离京赴厦门任教。一九一二年四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这十馀年间,《鲁迅日记》写下与蒋抑卮在北京往还资讯达三十九条。尤其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记下“夜”、“晚”、“下午”、“午后”、“上午”等不同时间,“蒋抑卮来”达十九次;其中,“夜”、“晚”蒋抑卮去鲁迅住处有十二次之多。日记中,还记载鲁迅致蒋抑卮信函或留笺六件,蒋抑卮致鲁迅函札亦有五次,可惜这些文字均已湮灭,彼此神交无从追述。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鲁迅送蒋抑卮《百喻经》、《炭画》各一册;一九一七年一月五日,鲁迅去“浙兴”北京分行,蒋抑卮赠以唐代《杜山感兄弟造像》拓本,亦足见其盛情。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校勘《嵇康集》,也曾得到蒋抑卮帮助,日记均一一提到。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同年七月十五日,“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一卷,由蒋孟苹令人持来,便校一过”,次日“覆抑卮信,并还《嵇中散集》,仍托蒋孟苹。” 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到上海定居。十一日,鲁迅冒雨去“浙兴”访蒋抑卮,不巧,蒋抑卮已去汉口分行,没能见到。一九三○年以后,蒋抑卮胃病缠身,静养于浙西莫干山;鲁迅则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激励民众反抗日本侵略,与白色恐怖作斗争。从此,两人之间来往几乎断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蒋抑卮闻讯,委派其子蒋世显去万国殡仪馆弔唁,送去“文章千古”輓幛,以尽挚友之谊。一九三七年底,胡愈之、郑振铎诸先生,以“复杜”名义主持出版《鲁迅全集》,蒋抑卮再度出资,捐助促成。全书于一九三八年八月问世,“复社”将箱装蔡元培题字《鲁迅全集》一函二十本赠送蒋抑卮,编号为“第七九号”。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蒋抑卮病逝,这套书由蒋世显收藏。一九七六年五月,捐赠绍兴鲁迅纪念馆。 纵观蒋抑卮与鲁迅的交往,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为界。这之前,他们以故乡情、异国留学友情,对文化事业的热情为纽带,建立长期交往。尽管以后,鲁迅成为左翼文化领袖,蒋抑卮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双方思想渐远,来往日疏。然而,在风云动荡年代,蒋抑卮作为旧式知识分子,始终钦佩鲁迅,保持几十年友好交往,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开明意识的人物。 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最让书界津津乐道的故事,则是蒋抑卮与鲁迅先生的一段缘分。1909年早春,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了绍兴老乡蒋抑卮的支持,慨然垫出一笔印刷费。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文章题为《蒋抑卮》,对此有过记述:“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初集印了1000册,二集印了500册,由于销售不佳,卖剩的书籍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藏书楼。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两人鸿雁往来,联络不辍。有人盘点,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36年鲁迅病重,蒋抑卮曾到大陆新村探望,兴奋地表示要为鲁迅办一个从事文学创作30周年纪念会。未料,这次见面竟成永别。追悼会那天,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还找到许广平许诺要资助《鲁迅全集》的出版。

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上海破晓前夕,周恩来、任弼时致电香港,“点名”要已赴港秘密工作的谢寿天“尽先”返回黄浦江畔,任命他为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运用其对申城金融界情形了然于胸的特长,负责接管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

周作民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指挥金城银行各地分行业务。1948年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勒索而出走香港,1951年回到北京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生活》周刊首任主编竟是“平民银行家”

周作民人物生平

武康路,上海一条“超网红”的马路,不足1公里,却有无数名人故居扎堆,“江浙财阀”周作民与文坛巨匠巴金两家的别墅,相邻而居。上世纪40年代,申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由于售书回款较慢以及新书印刷投入甚大,“卯粮”不够“寅吃”,资金运营遇到困境,正是通过儒商周作民执掌的金城银行借得一笔贷款,有如久旱逢甘霖,出版社渡过了难关。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近代中国金融家行列中,涌现了不少“跨界”活跃分子,他们既具商人的理财头脑,又有儒生的理想情怀,其中几位还同新闻出版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风云际会的特殊历史时期,书写了值得纪念的华章。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步入银行圈,王志莘提出了用合作贷款调剂工商资金的思路,致力打造“平民银行”,曾为《生活》周刊撰文:“虽说谈储蓄不易,但万无因噎废食之理,若说中国人穷,生产力弱正应当提倡储蓄,集合资本提高生产力,若说中国没有许多相当的储蓄机关,正应当提倡储蓄,鼓励储蓄机关的增加与改进。”1931年,我国最早储蓄银行之一的新华商业储蓄银行实施改组,王志莘被正式聘为总经理,他“以新精神赓续旧生命”,通过《改组宣言》向民众昭告了新华银行开明务实、造福社会的服务宗旨。改组当年,新华银行即扭亏为盈,资金规模渐趋殷实,在平头百姓中赢得良好口碑。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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