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绍棠离世20多年后出版的这套丛书,红帽子楼

作者:现代文学诗歌

看到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刊登的《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一文,阐述了刘绍棠写作的一生及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让人对这位文学大师有一个全面的简要了解。实际上,刘绍棠的几处住所如 “蝈笼斋”“红帽子楼”,都对他的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作为与绍棠老师同居一楼的好同事,希望对他的新旧住所及搬迁情况进行重新梳理, 以恢复原貌。

1949年刘绍棠13岁,是北京男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反映学生生活的短小说《邵林宝变了》。接着先后写出了《一顶轿子》《新式犁杖》《暑伏》《村歌》《三岔口》《蔡桂枝》《七月里高粱红》《田野落霞》及《红花》和《青枝绿叶》等20多篇小说。

刘绍棠

刘绍棠的真正身份还是作家,他谈到当时正抓紧整理的《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书系》,谈到他刚出版的杂文集《红帽子随笔》,还特别提及呕心沥血终于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村妇》。这部21岁就曾写成初稿,但因手稿被毁,直到1996年才重新写就的小说,展现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北运河20世纪变迁的历史画卷,融入了刘绍棠几十年的人生感悟和对父老乡亲们全部的挚爱。“我顶着高粱花儿走向文坛,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我的一个最美的梦,终于要圆了。”

绍尝搬入“红帽子楼”时,他因中风已经是半身不遂了,但他仍不顾重病缠身,笔耕不辍。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天不灭刘。坍我半壁江山, 留下有用的右侧。健康人干多少活, 我这病残之身也要干多少,甚至还要干得多些。我不想当什么十佳百强,但我敢宣称自己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他就是凭着这种拼博精神, 顶着疾病的折磨,在这里的6年间里又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孤村》和《村妇》以及许多散文、随笔等作品,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业绩。他的确做到了“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

6 刘绍棠在长达48年的乡土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在追求着信仰与文学、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而且他时常回想起曾经指导和扶持过自己的已故中央领导人胡耀邦。绍棠曾深情地对我说:“耀邦同志不仅多次找我谈话,指导过我的文学创作,也是我的道德品质之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指导最大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耀邦!”

我们还谈到了绍棠青少年时代写作小说和发表小说的情况。他说:“我13岁那年发表的三篇短小说,是在北京市男二中的晚自习教室里写的。两篇写我的同学,一篇写的是北京东城内务部街的缝鞋匠,只不过是对真人真事的加工。14岁发表的12个短篇小说和3篇散文,其中《乡下妇女》《一顶轿子》《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三岔口》《蔡桂枝》 是在家乡写的,都是农村生活题材。《新式犁杖》获得《河北文艺》小说评奖第三名。这些作品收入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青少年时代的小说选集里。时隔40多年后,重读这些稚嫩的少年习作,我仍然被小说中所描写的解放初期的农村新生活所激动。”

“你年轻时爱踢足球?”

再说说绍棠搬入“红帽子楼” 以后的事。

刘绍棠大病以后的这十几年里,只能坐在轮椅上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他21岁被无端打入“另册”,43岁才平反复出:整整埋没了22年!所以当他重新握笔,势如井喷,为挽回22年失去的时间损失,他只知道猛冲猛打,不懂爱惜身体,除了日夜赶写小说外,1979年,修改和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并写短论试笔。从1980年起,他提倡乡土文学,整整4年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共28部,100多万字。这是他恢复创作权利5年的成就。第6年转向长篇小说,可是身体不行了,腹痛和背痛接连发作。每一发作疼痛难忍,胸闷气短,苦不堪言,可是阵发之后,他又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不肯求医服药,而且抽烟喝酒异常凶猛。

我与刘绍棠,不仅有缘相识而且相熟。1957年,我俩同时都被打入“另册”。1992年,我应邀专门到刘绍棠先生乔迁的新居——北京“红帽子楼”作客、畅谈。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是历历在目。

我和刘绍棠都是在北京二中上的中学,只是我晚他20年,刘绍棠一直称我“学弟”。

绍棠老师1979年平反后, 他又回到了他城内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的老宅。那是绍棠1957年用稿费买下的。院内南房三间, 东房两间,西房是厨房, 门口朝东,有个小院子, 院中有五棵枣树, 一到初夏枣花盛开, 满院飘香。随后他们全家(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搬进来了。房子虽多, 但人口也多, 并不宽绰。绍棠平反回来后, 又增加了他和子女五口人,就更拥挤了。他在这平房里写作、生活了13年, 并为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蝈笼斋”。他常把“蝈笼斋”署在作品结尾处。 他就在这“蝈笼”里开始了他第二次创作高峰,为了把损失了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这期间,他写出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散文作品,真是赢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他终于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了。但他却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搭进去了。由于他不顾休息,不顾疾病染身,终于导致了中风偏瘫。1991年11月,他从“蝈笼斋”搬到了和平门的新居即“红帽子楼”。

3 那天,绍棠还对我说,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双节开笔》的短文,他在文中说到:“我这辈子最出成果的时候,都是在困境之中。从1957年到1979年,我在沦为贱民的困境中斗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时期的10年,我一直受到‘新潮’诸‘雄’的排斥,处境也不好。愤怒出作品,斗出了30本书。日子刚好过一点儿,不料中风偏瘫。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自己却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8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能写是福,笔不可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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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哈哈大笑。原来,对国内外各种信息兼收并蓄的刘绍棠,频频被足球小伙的拼搏精神所打动。他觉得,文化人也很需要这种拼搏精神,文体不该分家;另外,运动员也应该不断提高文化素质,体力、知识应该结合起来。新一届北京市足协成立时,绍棠作为连续四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也愿意为推动足球运动的发展尽一份心。在金志扬等朋友的促成下,刘绍棠坐着轮椅“出征”,受到热烈欢迎,经过选举当选为北京市足协副主席。那天,大家兴高采烈,绍棠也仿佛年轻了20岁。那天归来,刘绍棠累得够呛,夫人曾彩美赶快照顾他服药、休息,绍棠却连呼:“痛快!痛快!”

1997年3月12日凌晨5点多钟,电话铃把我惊醒,电话里传来的是绍棠之弟刘绍振的声音:“梦知,我哥绍棠刚才走了,在宣武医院,你帮我通知下文联领导。” 我震惊, 我悲痛,但我得赶紧去办所托之事。绍堂老师走了,他是刚过完了61岁生日后第11天走的。他走得太早了。对于一个多产的作家来说, 正值他创作的旺盛期,还有多少文学作品等着他去完成啊。然而他太累了,在迁入“红帽子楼”的6年里, 他把剩余的精力都耗尽了,让他安息吧。他走了,“红帽子楼”会记得他,他的作品和人品将与世永存。

刘绍棠自1988年8月5日晚上,因长年伏案积劳成疾而突发脑血栓被送进医院抢救,九死一生。幸亏除了左半身不听使唤之外,他的大脑和语言功能,以及用来握笔的右手,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刘绍棠向我回忆这段有趣的姻缘时说:“1952年夏天,我16岁那年的暑假,念完了高一,要升入高二,回到家乡,在运河岸上的柳棵子地里写小说《青枝绿叶》。我趴在绿荫下的白沙滩上辗转反侧,也找不到合适的开头。这时,沿岸河柳上,布谷声声,叫个不停,突然拨动了我这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心上的爱之弦,使我非常渴念我的一位女同学——一位不远万里而来的南洋少女。这位少女现在已经是儿孙满堂的祖母了。”

通州区在建设、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同时,十分重视挖掘大运河源头,即通州北运河的丰厚的人文底蕴。作为当年唯一在场的媒体人,我越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20年前刘绍棠骨灰安放的情景再现给今天的建设者们和千千万万和我一样深切怀念他的人们。

说到这里, 我就不能不把“红帽子楼” 的来历作个交代。

当我站在绍棠家门口,虽然他约我下午造访,但未说明具体时间,读了这则《敬启》,再也不忍心敲门打扰他的休息。从窗口向内看去,室内静悄悄的,屏风板上挂着一个镜框,装着著名书法家刘炳森给绍棠此次病后题写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八个隶书体大字。

虽然时隔25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在与绍棠的谈话中,多次讲到1999年是他创作生涯50年,“到那时候,”绍棠说,“我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体系比现在应该更像样子,或可自称‘小康’了。只要有个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也有像如今住进‘红帽子楼’这样宽敞的创作环境,到1999年,我应该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作品来。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也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

然而,这般畅快的日子不可多得。绍棠太忙了。他恢复“青春”后的十几年里,创作丰收,屡屡获奖。“一亩三分地主,五车八斗人家。”这是一位朋友送给刘绍棠的条幅。所谓“一亩三分地”,是指京郊大运河的通县儒林村。刘绍棠生于斯、长于斯,40多年来他抱住这块沃土不放,走他的乡土文学之路。“五车八斗”,是说他高产,那几年接连出版了11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集及多部散文随笔集,其中浸透着一个中年作家拼搏的心血。他偶尔得宽余,走出书房透透气,和朋友们聊聊天,大发一通感慨、高论或“谬论”,在他自己,也是一件快事吧!

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 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外面是米黄色瓷砖帖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刚迁入时,绍棠在文中称它为红顶子楼,并有随笔《红顶子楼漫语》一文为证。而知名的红学家端木蕻良则在文中称它为“和平红楼”,于是绍棠对端木老开玩笑说:“老先生嗜红成迷,尤如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哪来那么多黛玉、宝钗啊?‘红楼’ 名不正言不顺嘛。”接着又自我调侃:“我起的‘红顶子楼’也不妥帖, ‘红顶子’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朝庭大员头上所戴之物,不当!”后来, 燕山出版社要为绍堂出一部随笔集,他想水有源树有根, 这些作品的产地就在此楼,此楼本是红檐罩顶, 叫它“红帽子楼”岂不更好?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 就这样叫开了。

1957年后,刘绍棠被发配到家乡农村,老家的房屋已没有了,给他住吊死过人的“鬼宅”,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内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尤其是冬天,买不到煤,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围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在这样艰难困苦条件下,他趴在炕沿上写出了《地火》《青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歌颂党领导下京东大运河一带人民的革命斗争。

那天晚饭后临分手时,绍棠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到那时希望你再来看望我,我肯定有更多的话可说!”

本文拾掇了刘绍棠生前、逝后鲜为人知的一些片断,以志纪念。

1988年前后, 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决定在和平门西北角筹建北京文艺中心(文联大楼) ,同时在其旁边盖一栋宿舍楼以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文联宿舍楼1990年建成,文联的专业作家及部分干部陆续迁入新搂。迁入的知名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作家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 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一楼,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 了。绍堂因身体偏瘫入驻较晚,但他与这红帽子楼有段缘分却不能不提。

书房也是会客室,我环顾四周,右墙壁是一排同式样深黄色书柜,里面装满了日用书籍和他的部分著作。绍棠对我说:“许多书都在另一间屋内,打包搬来后还未来得及整理;还有很多书籍捐赠给家乡的‘刘绍棠文库’也未运走。近来还在坚持创作新的长篇小说……”

绍棠对我说,1992年初写了一篇题为《双节开笔》的短文,他在文中说到:“我这辈子最出成果的时候,都是在困境之中。从1957年到1979年,我在沦为贱民的困境中斗出了三部长篇小说。新时期的十年,我一直受到 ‘新潮’诸‘雄’的排斥,处境也不好。愤怒出作品,斗出了30本书。日子刚好过一点儿,不料中风偏瘫。肉体和精神痛苦万状,自己却成了‘半倒体’,犹存‘半壁江山’;不能先人,也不甘落后。三年多有八本书出版,光是病残以后写出的,就有两部长篇小说和200多篇随笔短论。能写是福,笔不可怠。”

刘绍棠的生命只有61年,他一生勤奋耕耘,发表长、中、短篇小说等各类作品600余万字,作品中艺术再现了家乡——京东运河平原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描绘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美好的人,挖掘代表时代前进方向与主流的美好事物。在刘绍棠离世20多年后出版的这套丛书,彰显了文学评论界对他作品的定位,即“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

这是老天爷有眼,同情他命舛多难,赋予他继续写作的功能。

“16岁是我在创作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我虽然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摆渡口》《青枝绿叶》和《大青骡子》,却使我得到文学界的承认。这几篇至今仍是我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国青年报》为了发表《青枝绿叶》这篇小说,曾经听取老作家沙汀、周立波、严文井和康濯的意见,请他们给我以指教。小说发表后,被选入高二语文教科书,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摆渡口》和《青枝绿叶》都是在暑假期间写于运河边的柳棵子地里。我背靠着河柳写,写得累了又趴在草地上写,趴着写累了又打个滚儿坐起来,背靠着河柳继续写下去。《大青骡子》 是我在国庆节回村休假,写于我家的土炕上。《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先在老作家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引起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的注意,接着在《人民文学》上予以转载。”

“我算不上球迷。”

他又说:“我积累传统题材的民间故事,也拾取现实题材的民间故事。在我进行小说创作时,这些民间故事便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以影响,使我的小说自然成趣,返朴归真。”

1957年后,刘绍棠被发配到家乡农村,老家的房屋已没有了,给他住的是吊死过人的所谓“鬼宅”,他天天下田劳动,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屋内连张写字桌都没有。尤其是冬天,买不到煤,天寒地冻,室内冷得要命,他身上围着被子在寒夜里读书和写作,趴在炕沿上写出了《地火》《青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运河之子

刘绍棠和我谈起这些往事,站在旁边的曾彩美正不断地抹眼泪。因为她刚刚拔掉松动的全口牙齿而不便说话。

5

这消息着实让人吃惊,那几年一直需坐在轮椅上才能“行走”的大作家刘绍棠,怎么会与总跟“奔跑”联系在一起的足球结下缘分呢?我往刘绍棠家拨电话,单刀直入:“听说你要当足协副主席?”“我已经当了,不是要当,哈哈……”快人快语的刘绍棠朗声笑起来,约我第二天去他家细聊。

刘绍棠还说,他在《民间文学与我的创作》一文中写道:民间文学是乡土文学的一个来源、一条主根,从我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民间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乡土小说,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到丰富的营养,而且常把民间文学的故事和手法,融合和运用到我的小说中去。

当年刘绍棠还得到许多文学前辈的关心、指导和培养,那天他跟我说:“已故著名作家柳青当时只有30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他很称赞我的《红花》,总编辑陈绪宗和文艺部副主任吴一铿更是兴高采烈;他们还请著名作家周立波审阅一遍,周立波也非常肯定这篇小说。于是,决定将它在1952年元旦发表,占用整个第四版,并加了编者按。此后,共青团中央对我进行直接培养。”

狂飙从天落,三十归故园;迈步从头越,桃源学耕田。曙色牵牛去,夕烟荷锄归,蓬荜陋室窄,柴灶自为炊。深更一灯火,午夜人不眠;学而时习之,孜孜不知倦。席卧难入梦,皎月窗外明;浮想联翩起,枕畔风雷声。

其实,这三条罪状都不能成立,但那个年代,刘绍棠蒙冤了22年。一时间,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对刘绍棠大加鞭挞。原先土改时,他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但他被打入“另册”后,硬把他的家庭成分改为“漏网地主”,房屋、家具充公,其母亲被扫地出门。到了1979年他的错划问题改正、平反了,县委打算把他家的成分恢复为上中农。绍棠考虑到“成分上平了反,经济上就要补偿,涉及到穷乡亲”,他说:“新时期彻底否定唯成分论,改不改无关重要,不改正反而更有纪念意义。”

敬启:重病致残,今非昔比。医生严嘱,必须静养。每天上午,绝不会客,下午接待,四时半后。电话预约,以免枉驾。迫不得已,尚希谅解,人道主义,请君奉行!

在他有恙之前十几年,我有幸和他同乘“大红旗”轿车,到一个系统去参观做客。一路上,年富力强的刘绍棠谈笑风生,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至上古传奇,近至两伊战争,可谓无不涉猎。妙语、警句、精彩论断时而爆出。身材魁梧的刘绍棠身着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宽边近视镜,端坐在前排右首,偶尔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同志们挥挥手。我戏言道:“绍棠颇有‘金将军’的风范。”大家都笑了。绍棠没有嗔怪我,反倒接过话题,纵论起朝鲜半岛局势、中朝关系等。稍加整理就是一篇见解独到的国际新闻述评,若拿给报纸国际副刊发表,该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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