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杂文之所以为杂文澳门新蒲京赌场2778,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

作者:现代文学诗歌

瞿秋白这里所谓“创作”,专指“五四”以来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四大体裁——小说、戏剧、诗歌和文艺性散文。对鲁迅来说,主要就是“小说”。这就可见瞿秋白的审慎,他并没有因为突出“杂感”,便忽略鲁迅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尽管如此,他认为鲁迅“杂感”——后来被鲁迅本人定名为“杂文”——仍然不可替代,它不仅是“战斗的阜利通”,还是“文艺的阜利通”,能够“更直接地更迅速地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而这后一点就并非所有纯文艺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文艺性散文所能办到。

                                 

以上是我的分析,结论是鲁迅文学成就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看,随想录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承接。“随感录”作家群出现在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五四”时代,陈独秀和胡适率先倡导的新文学革命,随着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刊行,发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最高音。以此为先导,各地文学刊物风起云涌竞相发表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学的白话文学的新高潮。随感录作家群的杂文应运而生,以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等人的杂感为代表,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杂文创作的第一波高潮。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4号开始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杂文。此后有诸多报刊仿效开设同类栏目,使杂文承担了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任务,成为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新青年》随感录作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是其中主要作家。“随感录”杂文大都是论战批判色彩浓厚的急就章,当时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一种新的文体的诞生----杂文。

民国九年(1920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6月,读《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盛赞译者。9月,发表小说《风波》。

三十年代的瞿秋白和八十年代上述四位有代表性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鲁迅的文学事业经历了一个“从小说到杂文”的转变过程。张晓夫注意到“鲁迅的杂文先于小说创作”,但他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从根本上质疑“从小说到杂文”的论述模式,甚至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个模式,即强调鲁迅的创作历程并非先小说而后杂文这样泾渭分明的转换,而是“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到杂文”。换言之,在以小说为“重心”的前期鲁迅也写杂文,在以杂文为“重心”的后期鲁迅也完成了《故事新编》的创作,还有“胎死腹中”的其他小说创作的计划。

□□安立志:目前杂文界似乎公认的杂文定义,是瞿秋白所谓的“文艺性论文”,此外还有“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的说法。但我觉得杂文的定义可能更丰富。比如岩泉的小说、诗歌,都是形式丰富多彩的杂文变体,这在鲁迅全集中也可找到相关的体裁,比如小说、寓言、格言等。一位朋友要我写一篇杂文如何是杂文的文章。交谈中,感到他对杂文的概念已有定见。探讨杂文之所以为杂文,如果自设窠臼,那么探讨的空间就十分狭小。岩泉兄应当找一位文学理论高手,总结一下其作品在思想内涵之外的文体创新方面的成功探索,这也是对杂文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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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曾说过:“用武力来干涉精神王国,是暴力在真理面前的虚伪和恐惧。”巴金的随想录,再三强调说真话,用自己的思考,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假话空话无用的话,是一个作家的良心和良知。是他人品和文品的统一。他的随想录,让暴力感到虚伪和恐惧。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对鲁迅先生有过两次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也就是说,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化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此外,正如鲁迅弟子胡风所说,“到处有生活”。书斋知识分子不缺生活,更不缺小说的材料。何况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四地虽然以书斋生活为主,但也绝没有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隔绝,相反倒是一直陷在各种社会矛盾的旋涡中。他的日常交游之广泛远远不是一般书斋知识分子所能望其项背。

杂文定义、题材与体裁三人说

鲁迅先生与郭沫若先生都是一代伟人,在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一个人是对是错,更不能绝对的说两个人一定是谁比谁更好,我们应当从全面客观的角度,以及历史发展辩证的眼光对两位伟人进行比较。

随想录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巴金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也可以看做是巴金杂文美学的新构建,是他吸收了中外古今的杂文理论资源特别是鲁迅杂文精神的实质,在多元互补中,在生命的劫难中更生的“凤凰”。在他看来“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据有广泛的世界意义。他一生的思想核心是反封建,只要封建的幽灵不走不散,他仍然坚持这个立场毫不妥协决不后退。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启发着巴金,卢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激励着巴金,法国革命的思想鼓舞他面对形形色色的高老太爷、躲在阴暗角落的真正的“牛鬼”、标榜自己革命性的“左公”,无论怎样装扮自己,都改变不了兽的本质和披上革命华丽外衣的封建主义实质。

人物经历——文坛先声

比较起来,叶公超更喜欢鲁迅杂文,“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当然叶公超对鲁迅杂文也分别对待,他不爱看“专一攻击一种对象”的杂文,而喜欢“借着一个题目来发挥”的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病后杂谈》等。这跟鲁迅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鲁迅说《热风》时代的杂文还是“泛论一般”,从《华盖集》开始,就“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了,而这样的杂文才更加具有针对性。

□□朱铁志:岩泉先生和立志兄关于杂文的对话很有意思,其中很多观点对我有教益和启发。总的来说,我赞成瞿秋白说的“杂文是艺术的政论”的观点。“论”其实倒不见得一定是政论,但必须是“论”则毫无疑问。这个“论”有时以演绎推理、综合归纳等逻辑手法直接进行,有时“论”在“叙”中,并不直接采用逻辑手法,而是更多使用文学手段、形象思维进行。但无论以哪种手法为之,都需要有一个文学情怀,努力把杂文当成文学作品来写。即便是以议论见长的杂文,也应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力争有文学意味,使文章不仅“有意义”,而且“有意思”;既有形象之美,又有理性之美。而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论”这个中心任务。“论”是灵魂、是本质、是生命,是一篇杂文的“文眼”。“论”而无新见,整篇杂文就立不起来,越是写得花哨,越叫人不以为然。因为它形式大于内容,充其量不过是个花架子而已,糊弄一下孤陋寡闻的人尚可,在阅读和阅历稍微丰富一点的读者面前,就难免露怯,让人贻笑大方。如果说“论”是杂文的灵魂,那么“新见”就是“论”的灵魂。没有这个“新”字,杂文宁肯不写。首要在于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次在新逻辑、新结构、新叙述;三在新角度、新语言、新表达。三者有其一,就可立得住;三者俱佳,可谓上品。为了这个“新”字,必须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如此,才能尽量不重复别人,少重复别人。受岩泉先生和立志兄启发,顺手写了这些,也算一点体会。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我自己做得就不怎么样。权作共勉吧。

从文学文体题材的开创意义来比较,显然,鲁迅的开创性更多、更广、更深,成就更大。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他还说过:“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找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鲁迅全集》)

另一方面,鲁迅决不只是一个作家,从根本上更是一个思想家,这就决定了他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众不同。这种深度来自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浓厚的文化修养。少年时代的鲁迅经历了家道中落,使他饱尝世间的冷脸白眼,体悟到人生真相。

七、被迫写小说

□□岩  泉:这些年我只是习惯性写作,没有站在什么理论性高度,不敢奢望如立志兄所说“就杂文的文学化发挥一些推动作用。”曾有文友问过我一些创作之事,于是就有了《我之文观》。文友问:“你主要都读些什么类型的书?”我说:“诗歌、散文、杂文、短篇小说、小小说、戏剧、文学评论、哲学、美学、逻辑学等。”又问:“读本国的多,还是读外国的多?”我说:“早年读本国的多,后来读外国的多,这几年基本上都是读(本国人翻译的)外国作品。”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咱们正处于浮躁时代,浮躁时代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写浮躁的作品,包括一些很有名气的作家也都在浮躁着。我也同样很浮躁,但我想尽量远离浮躁……”文友又问:“现阶段,你主要写什么?”我说:“我没有什么阶段性,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随情绪而变化,依事态而发展。我笔写我心,我心因我事。”文友问:“你主要以何种文体为主?”我说:“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以何种文体为主,皆因事件本身的性质及这件事的情趣之要素。比如耳闻目睹弱势群体被强权凌辱时,就以杂文为其鼓与呼!使投枪、掷匕首(虽然多半被坚硬的对手给反弹了回来,一把把戳在了自己的身上);若是亲临风景如画之境,就让散文、自由诗出场;如果见到官场之怪现象或市井小民之恶行,则由小品文、小小说、戏剧小品来担纲。由于我从未受过任何高等正统的教化,所以真正是文无定法,就像济公——信马由缰形如醉态,喜怒哀乐全在规矩之外。”

郭沫若文学文体题材的开创意义也很大。在新诗领域,开创了浪漫主义的诗风,阔达宏伟,新奇瑰丽,具有开创意义。其本身也是新诗奠基人之一。在戏剧方面,开拓了历史戏剧这一题材。

从1978年12月到1986年8月,他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开辟“随想录’专栏,8年发表150篇随想,结集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出版。在随想录里他一方面彻底的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另一方面深刻反思文革,给自己的十年苦难做一个总结。“这是作家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写不出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他们,只有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

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小说集《呐喊》出版;与弟弟周作人分居,迁至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分居原因不明。12月,作《娜拉走后怎样》演讲,兼任女师大,世界语学校教师;《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

《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安立志:岩泉《捉贼》(戏剧小品)拜读完毕,情节、人物虽简单,却栩栩如生、寓意深刻。写杂文的人常说,思想性是杂文的基本特征,但杂文的思想倾向与价值选择,是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是通过品味、体悟文章的形象、情节、语言来领悟和感受的,杂文的思想决不同于论文必须具备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变成齿牙张扬的时评(我从不反对时评,也写时评。但那是另外一种体裁,而不是杂文),比如岩泉这篇戏剧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看作一篇杂文,通过情节、对话,作者自身的褒与贬、赞与弹、爱和恨,可以清楚地、毫不含糊地、决不会误解地感受得到,这就是杂文独到的思维方式。由此我想,瞿秋白关于杂文是“文艺性论文”的定义,实在值得讨论。我很赞成朱铁志提出的杂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的见解。我以为,杂文主要是以体现思想倾向与价值选择为特征的文学样式,而这一文学样式决不限于散文与论文。岩泉在这方面的创新很有必要作一番回顾与总结,如此,可对杂文文学化发挥一些推动作用。有作者、读者认为目前一些杂文总体上质量不高,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作者放弃了杂文创作的文学追求,一些编辑混淆了杂文与时评的区别。我认为,写杂文不要当作“投枪”“匕首”来写,只把它当作杂文来写就可以了。至于作品的影响,可以交给读者评说。

《呐喊》的思想性是巨大的,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狂人日记》)、封建教育毁人(《孔乙己》)、封建迷信害人(《药》)、封建阶层伤人(《故乡》、《阿Q正传》)等,对于中国人性、文化的阐述是及其有深度的,阿Q幻想成为一种典型,最为关键的,深刻性不体现为哲学思想,而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实现,通过一个个鲜明而典型的人物形象来支撑的,狂人、孔乙己、阿Q、华老栓、闰土等。《呐喊》除了思想性,还有艺术性,每一篇小说都自有其结构、自有其形式,这是极其难得的,在中国短篇小说的形式上挖掘开拓得很深。

巴金简介原名李尧棠(1904~2005),字芾甘。汉族。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杂文集《随想录》。祖籍浙江嘉兴。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九日(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笔名为巴金。2005年10月17日因病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巴金”这一笔名源自他在法国留学时认识的一位姓巴的同学“巴恩波”。巴金正在翻译的著作的作者“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他把这二人的名字各取一字,成为了他的笔名。

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原来许多读者爱看小说,只是因为它们“很畅快”,可以“不费心思”。1934年11月12日致二萧的信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不大看,因为我不弄批评;我常看的是外国人的小说或论文。”

□□岩  泉:说实在话,我非常想如立志兄所说“找一位文学理论高手,总结一下我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之外的文体创新方面的成功探索”。但我深知,自己是“山寨版”。尽管,自己尝试过文学体裁的十八般兵器——散文、诗歌、小小说、小品、戏剧等。自认为已形成“岩泉品牌”,但缺乏“权威机构”认证,最后只能“自生自灭”。或许碰巧若干年后成为出土文物时,偶然被发现。正像我的一首诗:当全人类都拒绝诗,我就以诗纹身。死后葬入盐碱地,盗墓者掘起一只唐三彩。

然而鲁迅的却知道很多,而且印象深刻。

杂文是巴金同旧社会旧制度战斗的武器。从1921年4月1日,他就以芾甘、黑浪、佩竿、极乐、鸣希、李冷、芾为笔名,发表了生平的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一篇随笔是的短论,随后他又发表了《五一纪念感言》《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等50多篇杂感短论。这些杂感鲜明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批判不合理的社会、政府、宗教和种种罪恶,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

问: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化历史上属于什么地位?

鲁迅确实说过:“学术文章要参考书,小说也须能往各处走动,考察,但现在我所处的境遇,都不能。”然而对他来说,当下观察也很难写入小说。《一件小事》《端午节》《兔和猫》《鸭的喜剧》《幸福的家庭》《示众》《高老夫子》《弟兄》《伤逝》皆以近事写小说,成就都不算太高。另一方面鲁迅也告诫过青年作家,“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都是认为当下切近的观察和经历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直接写入小说,效果未必理想。

□□安立志:《我之文观》大致反映了杂文的基本要素和岩泉的创作风格。杂文之“杂”,不仅在选题之“杂”,也在体裁之“杂”。从五四时期到当代,举凡日记、寓言、启示、书信、杂剧、套曲、语录等多种体裁,都曾作为杂文形式。当代杂文作家中,朱铁志“小人物”系列,岩泉讽刺小说和杂文诗,都是成功的探索。杂文之“文”,主要体现在杂文的存在样貌或外在形式,应当是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而不是一般化的议论与论辩,应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与文体追求。这方面,岩泉的探索极有意义,可以给同行提供有益的启发与思考。“咱们正处于浮躁时代,浮躁时代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写浮躁的作品”,岩泉的话有道理。即使在浮躁的时代,奢华的大餐也要讲究色香味,“快餐”还要经常变换配方、名称与包装,杂文也是如此。岩泉《朝话夕食》《心声集》《世道沧桑》,至今读起来很有兴致,这就是文体的价值。说了一些“坐而谈”的浮言,不如岩泉“起而行”的创新。

两相比较,郭沫若在新诗与戏剧上的成就较大,鲁迅在小说与散文成就更大。从文学质量来看,鲁迅是明显要好于郭沫若的。

不论从历史事实上进行观察,还是从社会中的思想和社会文艺发展的辩证规律进行分析,我们都能看出,鲁迅杂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它是在中国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适应鲁迅解剖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及其在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表现的思想艺术需要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便写了一些类似杂文的文章,并在《新青年》上开辟了“随感录”栏。从1918年起,鲁迅开始在《新青年》“随感录”栏发表杂感文章,以后又在《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语丝》、《莽原》、《猛进》等多种报刊上发表杂文,并开辟专栏,予以倡导。杂文便逐渐以一种独立文体的面貌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而鲁迅则是写杂文最多、最好的作家。鲁迅说,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这是对杂文产生根源的概括说明。鲁迅杂文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不断绵延流动的过程.,从鲁迅杂文的形成——发展——成熟期。可见他的杂文蕴涵多少的心血和汗水,简直就他本人精神灵魂的浓缩吗。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苍老的最困苦的时期。所以他的杂文是了解中国那段历史最好的方式。 在分析他的杂文的时候仿佛也同时在解剖他的灵魂他的思想。

那天,万人空巷汇聚路边。与其说,上海市民在为圣贤送行,莫如说,鲁迅魂魄在为民族呐喊。

所谓“他所理解的文学的真谛”,就是从1907年《摩罗诗力说》开始树立的听从作者内心、旨在移人情性、并不关心实用目的、“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一旦遇到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往往就不得不放弃。

□安立志  岩  泉  朱铁志

郭沫若文学领域的另一大成就是戏剧。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鼓舞民心士气,郭沫若开始创作话剧剧本,尤其是历史剧,主要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屈原》规制宏大、思想深邃,结构类似与《西厢记》。解放后,郭沫若仍然从事戏剧创作,《王昭君》比较好。当然,郭沫若写历史剧,说明其故事能力相对欠缺,文学的创新性好,而创造力不足。两相比较,郭沫若在新诗与戏剧上的成就较大,鲁迅在小说与散文成就更大。从文学质量来看,鲁迅是明显要好于郭沫若的。

同样巴金的“随想录”之后,也出现了大量的回忆文革惨痛经历的杂感类作品,像韦君宜《思痛录》、黄裳的《珠还记幸》《音尘集》、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柯灵《天地怜幽草》、季羡林《牛棚杂忆》、邵燕祥《人生败笔 ---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孙犁的《晚华集》、杨绛《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汪曾祺《逝水》《草花集》《老学闲抄》金克木的杂文,夏衍《懒寻旧梦录》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陈白尘《云梦断忆》《听梯楼笔记》。涌现出一个杂文创作的高潮,类似于当时五四时期的随感录作家群。对反思文革反思文化反思人类的前途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同样随感录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道理,拒绝封建幽灵的出现,排斥人类灾难的再次发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杂文永恒的魅力与意义。

谢邀回答:

张晓夫注意到,鲁迅前后期一直在调整自己对小说和杂文这两种文体之艺术特征和社会效应的认识。一方面鲁迅对杂文越来越自觉、越来越自信。顺着鲁迅这个思路,张晓夫再次高度评价鲁迅后期杂文,“不仅充满深刻的哲理,而且有着生动的形象,诱人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它终于使有着二千年历史的杂文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地位,在艺术上也是一个创造。即使格调也有种种”,这在八十年代散文(包括杂文)不振而小说俨然一超独霸的文学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新诗与戏剧。在新诗领域,主要代表作有《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天上的街市》,无论那一篇,都可以说是烂漫、浪漫:想象丰富而瑰丽,用词大胆而动人。他的新诗可能过于直白,但是情感动人,感动人心,李初梨曾说,“我还记得当时在东京田汉先生那间小房子里,怎样争着读以后在《三叶集》上所发表的那些信,那些海涅译诗,以及凤凰、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名篇。以后他每一篇诗与文,怎样使我颠倒感奋。我们那时的热狂,是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的”。凭借着《女神》,郭沫若成为中国新诗奠基人之一。

进入抗战时期,在他写的杂文《控诉》(1937、11)《感想》(1939、7)《无题》(1941、6)等集子里,他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表达强烈的爱憎:“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心情虽略有不同,用意则是一样。这里面自然有呐喊,但主要的却是控诉。对危害正义危害人道的暴力,我发出了我的呼声:我控诉(《控诉》前记)”建国后他在杂文中《“独立思考”》《笔下留情》《“鸣”起来吧》关心人民生活,驳斥左倾教条主义,批判官僚主义批判假大空现象。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迎来了巴金杂文创作最为辉煌的时刻。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伪问题。鲁迅小说数量不多,不值得大惊小怪。对鲁迅本人来说,也没什么遗憾可言。“鲁迅当然不属于创作数量少的作家,他的全部创作,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但如仅就小说创作而言,则应该说是不多的”,“然而他的小说在反映社会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创造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成就却是很高的,是举世罕见的”。“人们衡量一个作家成就的大小,也主要不是看他创作的数量而是质量。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指出:‘艺术的价值不是用量而是用质来测度的。’”总之,衡量鲁迅创作(包括小说)的成就,应该重质不重量。

从文学成就来讲,不在一个量级!

巴金强调说:“我有的是激情,我有的是爱憎。”是呀那爱那憎,已经化做了他的小说,化作了他的杂文随想录,那岂止是随想,那是生命的呼吁,那是对独立思考的反省,那是对盲从的批判,真正的生命意识、真正的独立人格、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真正的科学从来就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那个人恩赐的不是神馈赠的也不是无缘无故得来的。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主人地位,更需要艰苦的争取和思索。正像杂文的诞生一样,随想录也是文革催生的产物,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虽然有些人有一些人极力淡忘那段历史,有些人则认为那段历史于己无关也在作者有意无意的回避,难道过去的历史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随历史流走。鲁迅先生说过,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是大片的森林,现在却只有这么一点点。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只是以前,现在仍是我们 奋斗的目标之一。幻想靠别人赏赐的心理永远想不到人的形象永远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历史定位。勇猛无畏批判民族的劣根性、虚妄性、丑陋性。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开头两段和上引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一段话,都强调时代对小说和杂文的不同选择,以及鲁迅创作道路如何积极顺应了这一选择。无论瞿秋白还是鲁迅都没有具体说明,在“中断”取材现实的小说创作而专事杂文写作这一重大调整与转变过程中,鲁迅内心深处可曾发生过什么波动。这应该不是一念之间的决定,很可能有一个深思熟虑乃至痛苦煎熬的过程。有鉴于此,后来的论者就更多尝试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探索跟这一文体转换密切相关的鲁迅主观心理上的波动,自然也会涉及小说和杂文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老问题。

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在哪里?

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离不开民主和科学。他仍然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仍然在五四的召唤下解剖自己、偿还自己的欠债------精神奴隶。受现代迷信的影响,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相信过假话,传播过假话,不曾跟别人作斗争。他还引用林纾翻译的英国小说《十字军英雄记》形容这种奴隶意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痛苦地自我反省,奴隶过去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却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他从噩梦中醒来,痛定思痛,发现周围进行的是一场大骗局。”当他真诚的面对这一切时,他向他的启蒙老师卢梭那样,向她崇敬的鲁迅先生那样解剖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解剖社会历史解剖别人鞭挞自己灵魂里面的“毒气和鬼气”他坚持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独立思考,找到丢失的自我,他说“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讲真话,摒弃一切谎言、言行一致,他像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讲他要讲的话,写他要说的话,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真正做到把心交给读者。

扩展资料

鲁迅短篇小说总量并不少,而且在新文学发轫之初,势头很猛,“一发而不可收”,“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一举奠定了“中国现代白话短篇小说之父”的地位,所以广大读者很自然地就期待他能够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鲁迅的文学地位比郭沫若的文学地位高

杂文在鲁迅手中,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发挥着“匕首、投枪”独特的作用。“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它顺应时代、顺应历史、顺应作家独特的“忧愤深广”的情怀,在历史的转折期间,做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不经意间,不自觉间完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的一个独特的景观—“杂文”的形成、杂文的成熟、杂文的阅读、杂文的创作高潮、杂文的感世纷争正在无形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传统----“鲁迅风”。

文学影响:

在“论文”严重低产的同时,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倒发表了大量“忽然想到”式的短论,弥补了“论文”之不足。

但他的作品,似乎难以经受时间的考验,更由于其晚年的立场受人垢病,使其地位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评价。但无论怎样,他也不应该被人抹杀。正确看待一个人,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才会使人信服。

-----“解剖刀”、“手术刀”和“鹰的歌”

鲁迅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 他是现代杂文的开创者,把杂文这一艺术形式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形成了以他命名的“鲁迅杂文”。他在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史上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尝试具有诗的精魂和散文的外形的文体的作家。

关于生活环境、生活状况拉长了鲁迅探索小说新路的时间,金宏达主要引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对厦门、广州和上海生活的抱怨,证明鲁迅在这三个地方的客观生活环境和主观生活状况都不利于他从容探索小说的新路。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曾用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曾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巴金在“随想录”第73篇《真话集》中说:我的“随想录”好比一只飞鸟,鸟生双翼是为展翅高飞。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作品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在飞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中,你永远是个活的榜样。我常常听到“鹰的歌”,我想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吧。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著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

看来这也并非单纯的量的问题。

鲁迅的文学地位高于郭沫若。因为鲁讯的作品针对时弊,像一把利剑,直指当时社会的国民结症。其作品很少有歌功颂德之作,因比,鲁讯的作品更像是给当时国民的一副醒脑剂、当时社会弊端的警示语。

讲真话鲁迅是一个光辉的典范,《论睁了眼看》:“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有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巴金也是一个讲真话的楷模,敢想敢说敢当敢做;敢于无情解剖自己,更敢于无情的解剖别人是作家履行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冲破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瞿秋白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清醒的现实主义,反对虚伪等就其实质都同讲真话有关。鲁迅的杂文充满着历史公正精神和深沉厚重的历史感,是讲真话抒真情的典范。巴金的随想录学习鲁迅“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作品。他像“勇士丹柯”一样,“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指出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针对十年荒唐可怕的文革,“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随想录也是他真实的日记和忏悔录。他身体力行,说真话,掏出自己的心,“从不向读者装腔作势,讲空话、假话,在他的每篇作品中我都看到作家的艺术良心,他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陈思和指出:讲真话就是提倡一种凭了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人性深处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对世界现象作出判断。它意味着不媚上、不媚俗、不随大流,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拥有所谓真理的专利,只是凭良心说话,个人做事个人承担。这是老人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悟出来的一条人生座右铭,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讲真话,也就是告别了为圣贤立言,做权力传声筒的境地,向大写的人开始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巴金生命的独特存在方式。他在作品中倾注了全部的人格力量,随想录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是他不停探索的不懈追求。

青年时代的他广为接纳中外文化,弃医从文,确立人生志向。他背负巨大的传统负担,对传统历史和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亲身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对现实有清晰的认识,这些都决定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不同于和远远高于其他作家。

有趣的是鲁迅死后,陈西滢本人倒是继续肯定鲁迅的小说,甚至大发热心,开始研究鲁迅的小说,他那篇批评施蛰存论《明天》的文章,可说是四十年代鲁迅小说文本细读的典范之作。但关于过去被他竭力贬低的鲁迅杂文,则仍然保持沉默。

当然是鲁迅先生地位更高。鲁迅被称作文化巨匠,民族魂。郭沬若虽然亦被称作文化先驱,但无法与鲁迅比高低。

《随想录》,是为十年文革作总结,是真诚的自我解剖,是生命的独特存在方式。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同时又是一座高峰。一方面,鲁迅的文学价值是由他的创作动因决定的。

这就是鲁迅给小说的清楚定位。在“文学革命”初期,他的小说创作比较集中,但即使这个阶段,小说也并非鲁迅文学活动的“重心”。而在某些阶段,他甚至认为“翻译”和“论文(杂文)”比小说更加切迫。

不可同日而语啊,鲁迅先生是大文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思想之深刻,其文笔之犀利,其忧国忧民之深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能比的巨匠!

杂文是鲁迅(1881--1936)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所含甚“杂”,主要内容有两大特点:1、它反映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从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单从某一篇看,他的杂文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细小、平常之事,但汇在一起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他的杂文又很具概括性和代表性。2、鲁迅的一生关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他的杂文来完成的。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种广义上的杂文,确如鲁迅所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在这种广义杂文基础上发展起来,具有了独立含义的中国现代杂文,却是鲁迅的一种独立创造。是鲁迅赋予了杂文这种文体一种新内涵,使其有了完全独立的思想艺术特征,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成了一座光辉的丰碑。

八十春秋已逝,言辞依旧在耳。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郭沫若和鲁迅没法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差距太大了,郭沫若是文化流氓,是盗墓贼,人品不是一般的差。而鲁迅先生是文化巨匠,国学楷模,心里装的是人民,是劳苦大众,所以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受后人敬仰!

杂文在时代和各种思潮的碰撞中应运而生,杂感类的文字在鲁迅先生的著述中日趋纯熟,日益成为战斗的“阜利通” 。杂文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鲁迅给杂文作品下了一个内涵宽广的定义:“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类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鲁迅说过,他的杂文不是史诗,也不是英雄们的百宝箱,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有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用处的东西。”(《〈且介亭杂文〉序言》)

他不仅仅是为了文学而创作,他的文学创作是为了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为了重塑和振兴民族精神,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将文学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他的创作是真正的为人生而艺术。

陈西滢攻击鲁迅杂文,不仅从内容入手,说鲁迅“常常的无故骂人”,“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常常‘散布谣言’和‘捏造事实’”,还通过对比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故意肯定前者而贬低后者:“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两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这个看法在当时北京知识界相当流行。鲁迅逝世后,胡适在貌似公允地回答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时也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工作”。胡适所谓鲁迅“早年文学作品”,主要指鲁迅小说,或者也包含《热风》式的“泛论一般”的“随感录”——胡适曾在一封劝说鲁迅停止骂战的通信中肯定过《热风》的部分内容。至于杂文,则绝口不提,只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抬高小说,贬低杂文。

一般我们说文学地位,一是指文学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是他们所带来的文学影响力。

鲁迅杂文的遗产后人做过多方面的论述,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它归纳为五个方面:1.否定性批判性攻击性特色。2.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的犀利与刻毒。3.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4.鲁迅杂文的主观性。5.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鲁迅也因之成为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遗产。成为五四传统的不仅仅是鲁迅传统,还有个性主义的传统以及激进主义的模式与传统。还有重理论轻创作、重翻译轻创作、写实主义的肯定义、文学内容的对国民性的重视,这些传统在赵明的《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有概括的描述。雷达、赵学勇、程金城《现当代文学通史》把鲁迅的杂文归为五点:1犀利深刻的批判。2挥洒自如的行文结构。3蕴含哲理的隐喻性论述。4强烈的主观抒情性。5极富创造性的语言。

民国十三年(1924年),7月,赴西安讲《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8月返京。11月,《语丝》周刊出版,鲁迅在首期发表《论雷峰塔的倒掉》,自此鲁迅成为《语丝》作家群的主将之一。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允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地更迅速地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鲁迅去世于1936年,也就是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他的后半段创作主要转向了杂文写作和翻译,反观这个时候的郭沫若从事了政治方面的工作,而且他因为反蒋而流亡日本,还进行了甲骨文和历史研究。

张勇,男,1972年出生于河南南阳市新野县,本科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宁夏大学,多年教师经历、年房地产开发企业、医院、媒体工作经验,现从事企业文化策划、宣传、企业内刊、自媒体矩阵布局,作品多发表于《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科技创业月刊》、《商情》、《昌吉学院学报》、《东莞日报·打工文学》、《宁夏大学校报》、《普州文学》、《安徽文学》等刊物。

民国七年(1918年)5月,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这(按:指编入《大系》的第一个十年的小说)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做“滥造”。

文学成就的比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学作品质量,第二是文学文体题材等领域的开创意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

《野草》的“中断”不等于“小说创作的中断”。不能因为鲁迅后来没有写出类似《呐喊》《彷徨》那样取材现实的小说,就说他主观上“中断”(“放弃”)了小说创作。正如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汉文学史纲要》的续编,却不能因此断言鲁迅“中断”(“放弃”)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因为鲁迅在通信中多次谈到想回北京住两年,借助那里的图书馆来完成《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鲁迅私下里也以各种方式表示过自己并不是不想写小说,只不过由于种种缘故,暂时还不能写而已。众所周知,他跟许寿裳、郁达夫、山本初枝等人多次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计划,跟秘密来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讨论过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的可能性,跟冯雪峰谈过以四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创作那种可以让作者“自由说话”的长篇小说的计划。每一个计划都不是随便谈谈,而是做了精心准备和深入思考。尽管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完成,《杨贵妃》和“长征”小说的计划是知难而退,描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计划则纯粹因为天不假年,而“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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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翌日,民族存亡在即,他的灵柩顶端,铺陈巨大三字,寂寞无言,映照苍天 —— 民族魂。

再看创作。远的不说,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只有茅盾似乎偏重小说,但他在散文、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也有目共睹。郭沫若的创作以诗歌和话剧为主,但他在甲骨文、古代社会和历史研究方面的天才型造诣几乎无有匹敌者。巴金小说之外也有不少散文以及大量的翻译,晚年主要贡献则是《随想录》(孙犁情况相似)。曹禺只有戏剧,老舍现代时期小说、散文并重,四十年代以后偏向民间文学和戏剧。其他以小说名家的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汪曾祺等皆不局限于小说。现代作家总体上都是兼擅众体。

鲁迅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灯。重要的是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蜚声世界文坛。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影响,同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标杆,中国的脊梁,精神粮食,意义非凡,是划时代的人物。

小说和小说批评压倒一切,给中国文学造成了哪些影响?简单地说——

疫情期间,看了老电影《阿Q正传》不下十遍,由著名导演岑范导演,老艺术家严顺开主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拍得真好!真可谓是原著好、拍得好、演得好的三好老片子,深刻、细腻、传神、耐看,永垂不朽、历久弥新!

鲁迅大师是近现代中国的高尔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一位中华民族的斗士。

张晓夫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1925年之后鲁迅的思想变迁与生活环境、生活状况干扰了他的小说创作,那这种干扰何以只对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有效,对《故事新编》和杂文就无效呢?难道《故事新编》和杂文比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更容易写吗?对《故事新编》张晓夫没说什么,他着重指出,“鲁迅的杂文不是一挥而就,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往往要查阅好几种参考书,用了许多心力才练成精粹的一击,所耗费的时间和心血有时不比构思一篇小说省俭”。这一说法显得极有眼光,但其实也是大家一直太怠慢了鲁迅本人的《做“杂文”也不易》等文章的缘故。

以上是我的分析。结论是鲁迅先生文学成就更大。

文革时期鲁迅是第一!没得比!!今天!就不好说了!反正90后很少有人读鲁迅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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