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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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当时的评论者无论持赞赏还是鄙薄的态度,他们都清楚,他们谈论的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派生出来的特殊文体。我们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评时,同样必须注意八股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把握它在表达形式、理论体系、整体特征等方面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差别,对明清人的批评意见作出恰当的评判。

编者按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泱泱清王朝对峙弹丸小国日本,战场失利,渐显败势。此时,正在为战事失利而懊恼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日本将领伊东佑亨的劝降信。信中写道:“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其中,“夫取士必以考试”指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考试必由文艺”在这里指的是文章撰述和书写方面的学问。信中一面是劝降之意,一面是对积重难返之“书写”学统的挖苦。撇开是非自有公断的战争、谈判和签约过程,由此探索、反思并重新发现传统书写体例与现代国家走向的关系,的确是横陈在世人尤其是士人面前的一道重要命题。传统社会选拔人才需要考察文章写作,但何以让文章书写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上蒙羞,甚至留下了无法承受的罪名,需要我们回到大历史的背景中寻找答案。

或许我们应当首先关心这个批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有的研究者喜欢在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文集里寻找新异可喜之论,这种做法可能干扰我们对八股文批评体系的整体认知。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见以诏令、政书、试录、程文诸多形式公之于世,通过学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贯彻,这些或隐或显的“批评”活动,主导着八股文批评的主要论题,影响甚至规范着批评界对各种论题的观点。一般的或者说“民间”的批评界,固然离不开学者、作家,也不乏对官方意见的反驳,然而真正具有声势的,是八股文写作的专门名家、选家和评点家,他们通常借助选本、评本以及经书“讲义”“文法”指南等形式,对官方的主张进行阐释、推衍,引导读者进行创作。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参与者、意见领袖,以及独特的批评表达形式,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时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

古典文学的研究,发展至今,已相当成熟,无论是专家之学,还是通人之学,都已取得显着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在理论工具的采用或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可以停止新的尝试。学术的空间无限广阔,研究的视野也同样是无限广阔的。基于这一信念,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或致力于研究领域的拓展,如王同舟《简论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郭皓政《流派视角下的明代诗学论争》,或致力于新的理论工具的采用,如陈庆《古代经济与古代文学》。三位作者用力甚勤,所谈的问题虽然不同,但都努力有所发明。期待学界同人予以关注、指教,以促进相关论述的完善和深入。

“学而优则仕”:文章写作与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我们谈到八股文批评体系时,意味着更关注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王运熙、黄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等,都提供了体系化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明清八股文批评纳入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按照传统说法,八股文属于“功令文”,它产生于国家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体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关批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为揭示八股文批评的独特性,可将八股文批评理解为由功能论、评鉴论和创作论三个板块构成的体系,三个板块涵盖了官方发出信号到作者响应信号过程中诸多理论和操作问题。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专用文体。当时的评论者无论持赞赏还是鄙薄的态度,他们都清楚,他们谈论的是一种由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派生出来的特殊文体。我们考察明清八股文批评时,同样必须注意八股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才能够把握它在表达形式、理论体系、整体特征等方面与一般文学批评的差别,对明清人的批评意见作出恰当的评判。

就其本质而言,科举制度并非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如何考试,如何选拔人才,考察的重要标准就是文章写作。科举制度将“选官”和“做文章”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对中国士人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之时,慢慢使用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当然八股文也并非如后人批判的那么一无是处。考察八股文的源流就会发现,八股文不但与经义、试帖诗、律赋、策论等考试文体有关,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正如周作人所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蓄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

功能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八股文能否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这是八股文批评中论争最为激烈的领域。从文体渊源上讲,八股文是解经文体,是注疏等解经形式文章化、规范化的结果。文章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增强经义阐发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是在考试竞争的压力和中国重“文”传统的引导下,引入文学技巧,强化审美要素。规范化是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性而寻求一个操作性强的统一的基础性评鉴标准,核心是要求行文遵循一定的程式,文中必须加入股对,有骈有散。规范化的实质是把文章化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经验提炼出来,作为统一规定,从而使八股文成为一种类似律诗的约定文体。以这种文体作为选拔标准,官方公开的解释是:四书五经系培育人才的根本,八股文可阐发四书五经的精蕴,根据八股文可以衡定士人学问之深浅与人品之厚薄。这里,论证的各个环节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等文学批评问题,但又不限于文学批评的范围,比如人才标准问题。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巨大的争议空间,形成八股文批评中功能论展开的主轴。

或许我们应当首先关心这个批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有的研究者喜欢在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的文集里寻找新异可喜之论,这种做法可能干扰我们对八股文批评体系的整体认知。八股文批评体系最活跃、最有力的参与者是官方。官方的意见以诏令、政书、试录、程文诸多形式公之于世,通过学官、考官的工作加以贯彻,这些或隐或显的“批评”活动,主导着八股文批评的主要论题,影响甚至规范着批评界对各种论题的观点。一般的或者说“民间”的批评界,固然离不开学者、作家,也不乏对官方意见的反驳,然而真正具有声势的,是八股文写作的专门名家、选家和评点家,他们通常借助选本、评本以及经书“讲义”“文法”指南等形式,对官方的主张进行阐释、推衍,引导读者进行创作。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参与者、意见领袖,以及独特的批评表达形式,这些是把握明清八股文批评体系时需要充分注意的问题。

当然,中国士人重视文章写作并非始自科举制度,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自古就是文章大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书写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到士人的意识之中。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道义的传播者,中国古代士人很早就将立言、立德与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平添了凭文章可以晋身政治,进而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资本与荣耀。封建士子遂把“学而优则任”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标志。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由此,民众对读书的崇拜,士人对功名的热衷,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心理特征。因此,以科举求功名,成为千百年来士人朝思暮想的夙愿、梦寐以求的归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思维渗透到每一位读书人的脑海,渐渐积淀为一种心理定势。

由文道关系着眼,赞赏者从八股文性质上立论,声称八股文实现了文道合一;反对八股的人,站在“道”的立场上,指责文章化、程式化的八股文是以文害道,站在“文”的立场上,指责八股文同时破坏了古文与骈文的审美风格,不伦不类。由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着眼,有人赞赏八股文可引导士人深研经典,以圣贤之言沃灌身心,有人说八股都是空言套话,仅是弋获功名之具……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八股取士的声音也来自官方内部。清人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记载,康熙七年曾下诏,“八股文章实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到次年又诏令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称“今之时文,则徒空言而不适于用”,“实不足以得人”,但废止八股的建议不被采纳。梁章钜总结说,“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这告诉我们,对八股文功能的否定,在八股文批评中并不鲜见;对一些批判八股文的观点,也不必一概高估。比如顾炎武曾激烈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日知录》卷十六),但他慨叹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俨然是希望将学校、科举导向培养和选拔精通经史的学者,这就成了远离正解的任性之见。

我们谈到八股文批评体系时,意味着更关注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例如王运熙、黄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等,都提供了体系化把握古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将明清八股文批评纳入这些框架进行分析。但是,按照传统说法,八股文属于“功令文”,它产生于国家教育制度和选拔制度,其自身的内容与形式也受到制度的限制。文体自身的特征,造成了相关批评活动明显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为揭示八股文批评的独特性,可将八股文批评理解为由功能论、评鉴论和创作论三个板块构成的体系,三个板块涵盖了官方发出信号到作者响应信号过程中诸多理论和操作问题。

科举制度选择的文章书写程式,直接影响到文风的形成,而文风与士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八股取士而言,深深影响了明清以来的文风、士风、民风。尽管从文章上来说,八股文是一种不错的写作样式。但八股文写作有着繁琐的文法规范,驱使人们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雷池半步。数百年里,科举考试的文章写作一意代圣贤立言,远离现实,也潜藏着一种思想规训与思维控制的企图。而士人为了挣得功名,皓首穷经,到了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只“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韦伯曾经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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