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等5部作品获得散文奖,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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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文译汉文

  本届“骏马奖”一共有46部中短篇小说参评。“这些作品一方面紧密关注现实的变革,以从容自信的表达,展示绚烂的民族生活和人物命运,另一方面在历史题材、乡土叙事和情感叙事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骏马奖”评委、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石才夫说,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青年女作家的整体突围。

北京9月27日电9月27日,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作为《边疆文学》的总编辑,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和晓梅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与我们杂志密切相关。2000年,她的处女作《深深古井巷》就发表在《边疆文学》上,后被《小说选刊》转载。和晓梅获奖的作品是她的中短篇小说集《呼喊到达的距离》,收录了《未完成的成丁礼》《来自一条街的破碎》《连长的耳朵》《有牌出错》《我和我的病人》《飞跃玉龙第三国》《春季,落雪的昆明》等7部中篇小说。有意思的是,她没有用这7部作品中的任何一篇的篇名作书名。如果不仔细阅读,你甚至很难从这7篇小说中找到共同点,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关联,不存在互文性。但是,通过文本细读就能看出,在字里行间,它们无不饱含深厚的民族情怀与鲜明的女性意识。

从第10届开始,“骏马奖”开始实行较大变革。为了体现评奖的公平和公正,实行由长期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者、组织者和翻译家组成的大评委制。为了调动少数民族作家用民族语言创作的积极性,明确民族语言创作应占获奖总数适当比例。奖项设置上,根据历次评奖经验进行调整,目前基本稳定为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奖、翻译奖。

  《云彩天花》(维吾尔文)

  纵观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其一大支点是现实,基本主题之一在于表现社会变迁,弘扬中国精神,其显著特点是大批作家自觉地面向当下,关注时代,聚焦现实,更多地反映时代巨变带给人们生存状态以及心灵世界的巨大冲击,生动描绘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生动图景,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中宣部副部长景俊海、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等为获奖的27位作者及译者颁发了奖杯及获奖证书。

人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三个少数民族女作家所构成的,远不止一台戏,而是一个丰满的、完整的、纷繁的、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进程中,文学奖项的设立起到了激励作家创作、催生优秀作品的重要作用。相信各民族作家将以深邃的激情、开阔的视野、敏锐的触角、广博的胸襟,不断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谱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新篇章。

  石才夫(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诗歌作品中,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是着眼民族历史、讲述地域文化的作品。而即便是个人化的抒情诗歌,也融进了更多地域的风情,以及在生活风俗中所积淀的文化与民族性格。比如在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诗歌《风中捡拾的草叶与目光》中,故土与草原的吟咏,个体生命的体验,无不散发着西北地区特有的苍茫气息。

来自15个少数民族的27位作家分享了这个国家级文学奖项。其中,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的《白虎寨》等5部作品获得长篇小说奖,回族作家马金莲的《长河》等5部作品获得中短篇小说奖,回族作家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等4部作品获得报告文学奖,白族作家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等5部作品获得诗歌奖,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等5部作品获得散文奖,蒙古族翻译家马英、藏族翻译家久美多杰、维吾尔族翻译家姑丽娜尔·吾甫力获得翻译奖。

作为生活在云南丽江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作家,她的写作总是植根于神秘、深厚的纳西文化,将纳西民族对生命、爱的理解通过小说呈现出来。她用优美的文笔讲述了纳西族奇异的家族故事,讲述着民风与民俗,甚至是神话和传说。这跟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据我所知,和晓梅就生长于一个大家庭之中,她的奶奶有7个孩子,逢年过节,整个家族的人都会相聚一堂。这样的经历不仅让她学会了察言观色,还让她懂得了聆听,在观察与聆听中,她迅速地找到了暗藏在纳西族大家庭里的好的小说素材。

此外,为鼓励精品创作,彰显民族风格,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民族文学》于2010年起设立年度奖,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翻译、母语作品等各类奖项。该奖项至今已评选8届,先后评出一系列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品,也推出了一批批少数民族青年新秀,从而逐渐成长为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具有重要分量的文学奖项。

  刘琼:炎夏烈日,来自15个民族的27位文学妙手,奉献了一道丰盛、精美、独特的文学大餐: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经过充分讨论和严格评选,《时间悄悄的嘴脸》等24部作品与马英等3位民族语言翻译家,斩获本届“骏马奖”。此次评奖是对近些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党和政府多年来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的一次生动体现,结果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

  本届“骏马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清华介绍说,与上届相比,本届诗歌作品在题材的广泛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写作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升。其中既有影响卓著的成熟诗人,更有大批崭露头角的“80后”青年诗人。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旨在贯彻落实中共的民族政策,增进各民族文学工作者的交往交流交融,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据悉,本届“骏马奖”参评作品和译者的征集工作自今年3月初开始,5月底结束。经投票表决,产生了24部获奖作品和3名获奖译者。

陶丽群的获奖小说集是《母亲的岛》。作为广西新近快速崛起的壮族女作家,陶丽群在“女性和土地”这两个写作主题上,进行了探索和苦心经营。她书写底层,将底层生活作为其小说写作的重要营养来源进行艰苦耕耘。在她的小说里,那些“草根一族”的农村妇女,被她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她们的悲喜,她们的爱恨,她们力图摆脱困境的种种挣扎,都成为她小说中重要的内容,她的小说展现了人性中那种坚韧的部分,同时,也写出了农村女性敢于牺牲和奉献的品质。中篇小说《母亲的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母亲形象,是一部能逼出读者泪水的小说。这是一个在家境渐渐好转中去意已绝的母亲,这样的母亲形象是过去人们很少塑造的。陶丽群笔下写的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她有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要为自己活一回。这个母亲形象让人动容和震撼。母亲之所以要离家出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她是一个被拐卖来的“外地媳妇”。几十年来,生儿育女、忍辱负重,她离家出走建立在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变得宽裕。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萌发出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想法,而且坚定不移地践行着。母亲的出走蓄谋已久。她先是一个人独居在毛竹岛上,种菜、养鸭,目的是为了给她的出走攒够路费。如果说,岛上的母亲是她出走前的序曲,那么,她最终还是走向了永久的逃离与抗争之路。

鼓励和奖掖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佳作,不仅是培养作家、引导创作的具体举措,也是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文学交流的重要途径。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丰富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迄今为止,该奖项共评选了11届,其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些作家以高昂的热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伟大创造中讲述中国故事,在各族人民深邃宽广的心灵世界中弘扬中国精神,创作出一大批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少数民族作家注重开掘本民族及其聚居区域独特的人文历史底蕴,书写民族习俗、宗教、礼仪、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云南佤族青年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是一部关于佤族山寨文化的文学报告。作者通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走遍了国内数十个佤族山寨和境外缅甸的佤邦,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佤族百姓,踏寻佤族的古今历史、生活习俗、传说故事等非物质文化,题材独特而重要,体现了作者自觉的文化担当、人文情怀和民族自信。

  人物传记在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回族作家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用影像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寻找一位在抗战初期失踪的战地记者。作品融合多种视角,生动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一段英雄传奇。

女性主义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很多人谈起女性主义,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谈到女性的身体。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失之偏颇的图解,而马金莲的文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看法。马金莲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描写西海固地区的农村女性——西海固是她心灵的原乡,就像高密之于莫言、三秦大地之于贾平凹一样——而且其视角也都是女性的。然而,她却在文本中有意将女性的性别特征隐去。马金莲的女性主义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她更多地关注西海固地区农村女性的成长经历与隐忍的特征。面对苦难这一沉重的主题,马金莲总是试图用她女性独有的细腻与柔情对她小说中承受苦难的人物给予补偿。这样的观照与情怀,是马金莲对女性最好的诠释。

作为国家级文学大奖,“骏马奖”(及其前身)在培养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人才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历届评奖都会推出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通过该奖项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如凭借《旧年的血迹》和《尘埃落定》获奖的藏族作家阿来、凭借《穆斯林的葬礼》和《补天裂》获奖的回族女作家霍达等等。截至2016年,该奖项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特别是佤族、布朗族、傈僳族、仫佬族、裕固族、东乡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也纷纷获得“骏马奖”。他们的作品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宝库,奠定了多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石。

  降边嘉措(藏族)

  长篇小说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届获奖的长篇小说从鲜活的生活实践中提炼人物与故事,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当下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人们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的变迁。比如,李传锋的《白虎寨》写的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山寨的新农村建设,关联起了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后的创业经历,堪称当代“创业史”,塑造了昂扬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乌·宝音乌力吉用蒙古文创作的《信仰树》,展现了科尔沁旗一个蒙古族家庭“四世同堂”的斑斓画卷,讲述了民族信仰与现代教育的双重文化内涵。

和晓梅的小说中还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纳西女性对待人生、爱情的方式和态度,民族女性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危机,都是和晓梅小说的重要内容。熟悉纳西族的人都知道,这个民族的女性长期以来都以勤劳、善良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但是,由于传统的因素,她们又大多与文学艺术绝缘。人们津津乐道的纳西族东巴古乐,其演奏者大都是男性——至少我没见过女性。萧红当年曾感慨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而和晓梅却说:“像我这样有不同心理世界的女性作家,无需另辟苍穹,我要做的只是一次翻转,让你看到你视线的背面。”和晓梅从不避讳性别问题,她的小说总是用诗意盎然的女性话语,描写纳西族女性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可以这样说,民族与女性,是和晓梅的两张王牌,她将它们紧紧地捏在手里,在不断的探索中突围。

以作品说话,以作品立身,是时代对各民族广大作家提出的要求。《民族文学》年度奖产生过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壮、朝鲜、满、哈萨克、仡佬等多民族作家翻译家的精品力作,展现了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贴近现实生活、扎根民族沃土、直指人心人性的创作风貌。每届获奖作品都集中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现实,表现时代,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取得的创作实绩,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和新成就。少数民族作家们表示,能够获得《民族文学》年度奖是自己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荣誉。今后将再接再厉,深刻认识新时代,精心刻画艺术形象,努力奉献更多具有民族特色、为时代呐喊、为人民发声的优秀作品。

  《崔龙官诗选集》(朝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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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梅的小说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又拥有了诗性的意味。她的小说总是力图书写出纳西民族的特性和根脉,勾勒出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在她的小说中,人与物、爱与恨都是特别的。和晓梅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她不仅仅是沉迷于本民族的文化,不甘于风情式表达,她总是力图将民族性与现代性实现无缝链接。在这部小说集里,故事的场景跨度是巨大的,从泸沽湖畔到首都北京,从校园到战场,从边远山村到小县城,都是和晓梅小说的背景,她的小说还触及了灵魂、生死、战争、危机、变迁、记忆和爱情等主题,并通过故事讲述着她的体验、感悟。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玛拉沁夫、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近百位作家分别获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类奖项,有些作家在以后的各届评奖中仍多次获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1994年第五届评奖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题写的“骏马奖”三字被正式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名称。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该奖项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实现整体突围

  报告文学反映中国梦和民族团结

民族文学的大地上,花开女儿红。女作家在写作中如刺绣般缜密、细心与耐心,在人物刻画上细致入微,在语言表达上优雅、绵软、有质感……这些无疑成为了她们在评奖中的“杀手锏”。

  《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 伊蒙红木(佤族)

  其中,以回族的马金莲、壮族的陶丽群和纳西族的和晓梅最具代表性。马金莲的《长河》通过对西北某村几位普通人死亡的记叙,展示了一幅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作者在春夏秋冬的时序中描写了四个死亡故事,四个人的死超越了村庄的界限而拥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即死亡带有洁净和崇高的意味,而逝者只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浪花。

在这之前,我读过不少以被拐卖女性的逃离与抗争为题材的小说,但陶丽群笔下的“母亲”无疑是最为生动的。大多数这类题材的作品,被拐卖女性的逃离与抗争,都不得不借助外力,比如警察破案,而她笔下的“母亲”是一个异数。她数十年如一日地低眉顺眼,赢得了家人乃至整个村落的信任,没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位随遇而安的女人会出走。母亲的抗争,是充满智慧的,是步步为营的。尽管整个文本只是截取了母亲在毛竹岛上独居的生活片段,但我们不难窥一斑而见全豹。一贯书写女性隐忍、执著、宿命的她,摇身一变,写出了女性的抗争。陶丽群对土地的挖掘,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她的获奖,佐证了生活才是文学的源泉这个不争之事实。

  现实、历史与美学的交织

  而在散文方面,乡土、乡愁是主要的表现主题。本届“骏马奖”评委、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卓今说,本届参评的散文将乡土这一主题置于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中,对乡村的深刻改变,包括文化习俗、心理结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化等都进行了重新审视。女作家雍措的《凹村》以故乡四川康巴藏区的凹村为原点,将神性的迷离、灵性的光芒、人性的光辉融为一体,想像奇特丰富,解读的是别样的藏地密码。壮族作家黄毅的《新疆时间》是一部切入新疆泥土的写作,作者把新疆的山川风物、人物生命,融进自己的骨血,变成生命的感悟和歌唱,呈现了新疆大自然和各民族的广阔与美丽。苗族作家杨犁民的《露水硕大》,以故乡酉阳高坪村为背景,以诗一样唯美的语言抒写村庄的高处与低处、整体与局部,回味故乡如一滴露水养育万物的恩情。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揭晓并颁奖了,在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中,三位用汉语写作的年轻女作家,在如林强手中脱颖而出,和其他两位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家一起成为最终的胜出者。这三位女作家,分别是来自宁夏西海固的回族女作家马金莲、来自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和来自广西百色的壮族女作家陶丽群。这三位女作家尽管出身不同、生活阅历不同、族别身份不同,但她们的作品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那就是在文本中流露出的强烈的女性意识。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长篇小说涌现出大量现实关怀、历史重写与美学创造的融合之作,为完整的中国文学版图绘制了多元共生、生态和谐的图景。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那就是很多作品依然存在着故事化与平面化的问题,未能构成文化反思和精神探索的深度,在未来还需在宏观总体性的把握上进一步着力,从而达至对民族文化历史与美学、现实与艺术、继承与批判的统一。

  陶丽群的《母亲的岛》讲述了一位农村被拐卖妇女逃离的故事。作者没有把逃离者形象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创设一个迷你岛屿,先是让母亲从家里“逃”到小岛上,最后从岛上消失。作品构思之精巧,铺陈之从容,情感之丰沛,令人叹服。

“80后”作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命题。我们编辑部就有一名出生于1984年的编辑,也写作品,但他特别反感别人说他是“80后”作家。他认为,用出生的年代来划分作家的代际是荒谬的。事实上,出生于改革开放头十年的这一代作家,确实跟前辈作家有很大的差异性,至少,贫穷与饥饿距离他们很遥远。可是,作为“80后”作家的马金莲,其文本中却处处充斥着贫穷与饥饿的记忆,似乎在提醒我们,在西海固,贫穷与饥饿并不是久远的往事,它们会时不时地光顾这里,生存问题并没有像黄鹤一样一去不返。难怪评论家王干会说,马金莲是“另一种80后”。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集“女性主义”与“80后作家”两大标签于一身的马金莲,用她自在自为的写作姿态,取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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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7日晚,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此前,经过充分讨论和严格评选,《时间悄悄的嘴脸》等24部作品与马英等3位民族语言翻译家,斩获本届“骏马奖”。这些获奖作品出自15个民族的作家之妙手,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这些获奖作品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与“母亲”的出走一样,陶丽群写底层女性的抗争,其实也是蓄谋已久的。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曾在当年的第5期《边疆文学》上头条推出她的中篇小说《第四个春天》。这是一个跟碰瓷有关的故事,碰瓷者是生活在苦难中的底层女性,被讹诈者是一个蜘蛛人,也同样生活在底层,他因顶不住舆论压力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父亲“想儿子想死了”。在相继失去了儿子与丈夫之后,被讹诈者的母亲卢宝花坚韧地活着,通过努力来证明儿子的清白。然而,在她即将成功的时候,碰瓷者及其家人与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勾结,毁灭了一切证据,将卢宝花的一切努力与抗争击得粉碎。终于,在儿子死后的“第四个春天”,她不得不绝望地选择跟家人团聚。这是一个底层女性失败的抗争,她的失败,直指险恶的现实世界,而《母亲的岛》中的“母亲”,她的抗争是成功的,她的成功,彰显了女性的隐忍与智慧。

  对话人:

  报告文学是距离现实生活最近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优长在于能迅速反映现实,书写人民的梦想与追求。近年来,一批少数民族作家特别关注现实,贴近时代,注重用纪实的手法描绘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梦主题突出。

马金莲获奖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集《长河》。在这个集子中,最出色的自然是与集子同名的中篇小说《长河》,这个中篇可谓是她的成名作。小说写了4个葬礼,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着男女老少四个生命的死亡,讲述的是一个人类终极的命题——死亡。在马金莲看来,“一切生命和事物都在时间里,时间是可以用来盟誓、谋事、又可检验心灵的存根”。人生是一条河,死亡是另一条河,掉进死亡之河的人,不再归来,死亡是另一种乡愁,或者说,个体的死亡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死亡不可逃避,是人注定的结局和命运。但在死亡里,珍藏了那么多清洁、干净、崇高和尊严。马金莲是主要描写乡土的作家,她用童真的目光,去关照那苍茫大地上的苦难,用爱去关注那些在艰难环境中艰苦生活着的农村妇女,让她的乡土叙事呈现出了人性的亮色和爱的光芒。马金莲的作品总是站在弱者一边,弱者的沉默、隐忍,以及苦难的沉重与人性的温暖,让其小说有了震撼力。在所有参评作品中无可争议地成为翘楚。马金莲的获奖,还昭示着“80后”的少数民族作家正走向成熟,他们正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创作的有生力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活力。同样,马金莲作为回族女作家,她书写出了这个民族的洁净、宁静和崇高的愿望,她的作品是具有洗礼性的。

  卓今:乡土是近年来散文流行的主题,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散文写作将乡土这一主题置于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中,对乡村的深刻改变,包括文化习俗、心理结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的变化等都进行重新审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如同“凹”字本身,这个地理位置具有象形符号意味的村庄,像一个容器,装着满满的爱、故事和正能量。文化与风俗是散文长盛不衰的主题,近几年少数民族散文表现尤为突出。壮族作家黄毅的《新疆时间》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他作为一位长期生活在新疆的壮族作家,表现出对新疆各族文化深沉的爱,对事物独到的观察和理解,是知性和美的结合。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时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湖南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将笔触对准十八洞村,生动描述了湘西花垣县、凤凰县、古丈县、保靖县等地人民几代人坚持不懈地与贫困抗争的历史进程,特别聚焦最近几年湘西地区实施扶贫攻坚战所取得的可喜成就。

  本次中短篇小说评奖有一个突出现象值得关注,就是青年女作家的整体突围。这批作家中,以回族的马金莲、壮族的陶丽群和纳西族的和晓梅最具代表性。马金莲的《长河》通过对西北某村几位普通人死亡的记叙,展示了一幅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揭示生命的温暖和生活的温度。作者在春夏秋冬的时间代序中描写了四个死亡故事,四个人的死超越了村庄的界限而拥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即死亡作为不可逃避的命运,带有洁净和崇高的意味,而逝者只是生生不息的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浪花。陶丽群的《母亲的岛》讲述了一位农村被拐卖妇女逃离的故事。作者没有把逃离者形象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创设一个迷你岛屿,先是让母亲从家里“逃”到小岛上,最后从岛上消失。作品构思之精巧,铺陈之从容,情感之丰沛,令人叹服。和晓梅是近年崭露头角的纳西族青年作家,她的参评作品《呼喊到达的距离》包括《未完成的成丁礼》等7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扎根民族文化土壤,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性的现代书写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少数民族长篇小说不仅在观念与内容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在美学上也取得了艺术性和人民性的结合。”“骏马奖”评委、《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刘大先说,比如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这一以新疆“玉王”的故事反映当代维吾尔族文化转型的作品,就充分结合了意识流动、时空转换和维吾尔传统中麦西来甫式的场面与幽默风格,并且在修辞上以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当代汉语的书写。

  《凹村》 雍措(藏族)

  重述传统,建立关于某个族群的历史叙事,是另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袁仁琮的《破荒》三部曲用亲历者冷静而理性的观察,将贵州西南腹地侗族山村和县城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行细致勾勒,充分展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依靠丰富的情节、真实的细节、广阔的社会背景表现了思想深度。

  如果说既有的重述少数民族历史小说曾一度带有将某个民族的过去神话化、传奇化、风情化的色彩,近年来的创作则更多具有辩证意味

本届“骏马奖”部分获奖作品。资料图片

  近年来,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以现实和历史文化为两大支点,中国梦和民族团结主题创作成绩尤为突出

  此外,少数民族作家注重开掘本民族及其聚居区域独特的人文历史底蕴。比如,云南佤族青年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是一部关于佤族山寨文化的报告文学。作者通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踏寻佤族的古今历史、生活习俗、传说故事等,体现了作者的文化担当、人文情怀和民族自信。

  诗歌奖

  降边嘉措的《这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通过采访和大量史料,还原红军长征经过藏区的历史,真实记述了当年党和红军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赢得藏族同胞鼎力支持的往事,表现了红军与藏族人民的鱼水之情。

 

  表现乡土、乡愁主题的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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