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学者在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澳门新蒲京的官方网站,清末以来的三大语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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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魏建功等人仔细讨论这部未来字典的体例和结构时,还有一个人也在筹划这件事情。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叶圣陶关注语文工具书,首先是从一个老资格出版人的角度。早在1947年8月主持上海开明书局的时候,他就对其书店出版的《夏氏字典》(夏丏尊、周振甫编)表示疑惑,“无多出色,且不便于初学。虽将出版应市,恐未能畅销。”他曾建议另作小字典,并动手作字典样张数个,商定体例,后来因故放弃。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眼光,叶圣陶察觉到字典因为“不便于初学”而无法赢得市场。而在数年之后的日记里,他对这个问题阐述得更为清晰。1952年7月,新字典依然未面世,但社会需求却已经空前旺盛,“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当人们从市面上挑出两种字典让叶圣陶审读鉴定的时候,他发现毛病依旧,“然余观此二册,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总之,初学者得之,固以为得所依傍,实则未能解决问题,或仅在解决与不解决之间。市上小字典当在百种以上,大家抄来抄去,猜想皆此类耳。出版家喜出小字典,视为商品,未能多为读者着想。”显然,作为一个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出版家,叶圣陶和魏建功等语言文字学者关注到了同样的问题,即面对母语文字的急速普及,缺乏实用的语文工具书已经成为一道必须突破的“瓶颈”。

1949年后百废待兴,新政权既要规范语言文字,又要扫除国内大量的文盲,所以亟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字典问世,正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迩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推行,工厂与部队纷纷传习。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谓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即需二十万册。”作为一名资深教育家和出版家,叶圣陶对当时流通辞书的弊病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些辞书“毛病颇多,或不能予读者明显之概念,或语焉不详,虽不云错,亦未全对,或用语艰深,不易使读者领会”。鉴于这种情况,叶圣陶计划组织人员编纂一本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需要的新字典,他的这个想法与魏建功不谋而合。

新中国成立前,语文现代化运动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有的还半途而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把历史未完成的任务列为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目的在于促进语言的共同化、文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和文体的口语化。

亲历者说

助客厅混暗的灯光,熟人们能够依稀辨出这几个人叫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魏建功。他们是同事,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相比城外决定民族命运的炮声来说,几位学者在谈论如何编写一部小字典,无疑是件小事。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看,这的确又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这件事的发起者,正是这间屋子的主人,那位名为魏建功的学者。

《新华字典》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有1953年和1954年两个版本,1954年版没有大的更改,只是将1953年魏建功的封面题字改为拼集鲁迅先生字。

清末以来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推动了规范性的语文字典、词典的产生。切音字运动产生了注音字母,促使辞书音序体例由古代韵部体例向现代注音字母音序体例转型。国语运动推动了旨在统一读音的国音审音工作。白话文运动推动了言文一致,促使辞书释语从文言向半文言转变。除此之外还有汉字简化的讨论与实践运动。可以说,现代语文工具书的产生一开始就跟救国救民、传承和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密切相关。

本报记者 张 贺

1962年版。这个版本与以往比较没有太大的改动,只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略有变动。

清末以来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推动了规范性的语文字典、词典的产生。切音字运动产生了注音字母,促使辞书音序体例由古代韵部体例向现代注音字母音序体例转型。国语运动推动了旨在统一读音的国音审音工作。白话文运动推动了言文一致,促使辞书释语从文言向半文言转变。除此之外还有汉字简化的讨论与实践运动。可以说,现代语文工具书的产生一开始就跟救国救民、传承和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扫盲工作迫切需要一本实用的小型字典。《新华字典》用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便于识字者学习,为扫盲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魏建功眼中,始于20世纪初的“国语运动”成果是可喜的。至少,人们用白话文来书写、交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言文一致,已经成为读书人的主流意识。但面对着日益普及的白话环境,却一直没能出现一部广泛适用的语文工具书。常见的字典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白话环境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以出版于1948年的《国音字典》为例,其中对于“刀”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小船。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这个注释有两点弊端:首先,释义仍用文言表达,而非社会上逐渐流行的白话;其次,对于“刀”的后两种释义,完全是属于古汉语语境,在实际的大众语言中几乎无人使用。

这种情况引起了语言文字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的注意,他有了编写一本新字典的想法。1947年6月6日,魏建功在《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型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

清末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的同时也荜路蓝缕地为语文生活的现代化不懈地努力。他们深感,如不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就不能开启民智,强国强种,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但就在这段时间,非典疫情暴发了。当时正准备初步定稿,需要与专家讨论,需要与编辑沟通,需要集中交流。但疫情使编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开会。当时没有微信,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只能用电话交流,经常一个电话打很久。一次,程荣和刘庆隆先生讨论一个问题,电话长达3个多小时。老先生累得中途休息了一会儿再重新拿起电话继续谈。以前程荣经常去1971年版《新华字典》修订工作主持人曹先擢先生家里请教讨论,非典时期,程荣和曹先生只能在他家小区的健身空地,手里拿着稿子,站着研究问题。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攻城战役一触即发。就在这炮声隆隆、人心惶惶的时节,城内一家普通人家的客厅里,几个男人却在谈论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一件事,即如何编写一部真正适合于大众的字典。借

新华辞书社于1950年8月开始工作,关于这个只存在了很短时间的机构,今天知道的已经不多了。新华辞书社原来隶属于出版总署,后来又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室,人员开始只有魏建功和萧家霖,后来又加了几个人,但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人而已。

《新华字典》:小字典,大事业

当时,中央提出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即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规范化。在这三项工作中,《新华字典》都发挥了重要作用。66年来,《新华字典》始终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相关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一直不断修订,这是它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华字典》在中国可谓是妇孺皆知,但其编纂者却鲜为人知,直到近年来,随着一些媒体的报道和当事人的回忆,魏建功的名字才逐渐为人所熟悉,并被人们誉为“《新华字典》之父”。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小型语文字典,也是最早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工具的字典。《新华字典》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1901—1980)主持编写,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7年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其诞生之后的64年中,字典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要不断修订,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为了保证准确,历代《新华字典》的撰稿者、修订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为了核实一个地名,修订者要翻检全部已出版的地图,还要去实地勘察,用实地调查获得的材料与文献记载对比,只有地图、文献和实地调研在音形义上都一致,没有矛盾之处,才能最终确定地名的读音和字形。

中国大地上炮声甫息,硝烟渐逝。魏建功成为了建国后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而叶圣陶也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开始与魏建功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此时的新政权,百废待兴,各种岗位上对于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极度需求。由此,正如上文叶圣陶在日记中所说,神州各地释放出了巨大的学习热情,人们纷纷要脱盲、要识字、要学习文化。旧式的字典自然“不便初学”,而且对于新建的社会主义政权,旧式字典中所附带的陈旧价值观念也不容再流行。这样,编写一部全新的普及型字典,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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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辞书;中华文化

2002年社科院语言所把《新华字典》第十版的修订工作交给程荣来做。此前,程荣还没有主持过权威性辞书的修订,接到任务时,诚惶诚恐。此外,第十版要赶在《新华字典》出版50周年之际出版,根据要求,定稿时间不能晚于2003年9月底。

应该说,首版《新华字典》是汉语言历史长河中一个醒目坐标。在“国语运动”推行40多年之后,以北京音为民族共同语,以白话文为书面表达文字,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成就第一次以字典的形式确认下来,并以更强大的影响力广为传播。而它似乎也无愧于它的名字——“新华”,通篇散发着新时代的气息。由于编撰者特别注重了“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这部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鲜活的状态,能够让广大民众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实用亲切。而在国民基础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半文盲数量巨大的过去数十年里,一部《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它为这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上的多个版本

从草拟时期起,这部小字典就在做着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梦,寄托着无数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文化理想。正因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这面大旗下汇聚了一批著名的学术大家,如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等,这也是这部字典能够达到高水准的原因所在。

从目前的情况看,网络对《新华字典》的冲击不明显,《新华字典》的发行量没有减少。随着我国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字典的质量要求也在提高。只要《新华字典》始终坚持质量第一,跟上时代步伐,方便读者使用,它就不会被替代。

其实,我们也不必对魏建功为首的新华辞书社众多学者们感到遗憾,他们对于《新华字典》的最终出版是居功至伟的。只是所有人对于这部新式字典的编撰难度和时间,最初都估计不足,以致一延再延。编写这样一部大众性的普及辞书,对于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因为除了讲究科学、准确外,还须讲究系统、平衡和简明。要知道,辞书编撰本身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就连后来亲身参与修订的叶圣陶也深深体会个中滋味,“编撰之事确亦至难,每改一次,以为无病,而他日重看,又见疵颣,欲求精审,谈何容易。”到《新华字典》编纂后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看到字典的样本,依然认为问题不少。叶圣陶把这意见转告给了主编魏建功。我想这两位新式字典的强力倡导者,此时可能唯有相对苦笑。这几年,他俩除了繁重的业务和行政工作外,为这部字典都花费了巨大精力,但结果却依然未尽人意。还是魏建功先生通达一些,他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不如其他字典之抄来抄去”“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叶圣陶也只好默认了这个结果。他们都累了。

魏建功1901年生于江苏如皋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祖父是个秀才,当过几十年的镇董,做过许多修桥补路、兴教办学的善事。受家庭熏陶,魏建功自小便对“小学”很感兴趣,中学毕业后,魏建功考入北京大学,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钱玄同,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底子,为其后来研究语言文字埋下了伏笔。

要贯彻和推广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辞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在新中国辞书史上,有两部语文辞书对全面贯彻落实上述三项任务、推进全民文化教育和现代汉语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一部是《新华字典》,另一部是《现代汉语词典》。

1950年8月新华辞书社成立,魏建功任社长,在当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支持下,组织编写《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经过了叶圣陶的逐字审定,于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7年转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一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编写出版字典的策划人和组织者,当然非叶圣陶莫属了。他有着出版家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而字典的主编重担,则众望所归地落到了魏建功身上。这一段故事,也是很有传奇味道的。当叶圣陶在1950年3月征询魏建功是否愿意编字典时,这位大学者喜不自禁,一口答应。只是他担忧自己所担任的北大系主任一职,必然要牵制精力,不知如何摆脱。叶圣陶也很干脆,很快修书一封,恳请当时的北大主事者撤销魏建功系主任一职,只保留其教职。于是,魏建功得以“无官之身”投到叶圣陶帐下。不过,刚卸去堂堂北大系主任的他,又被任命为一个小机构的领导,即新华辞书社社长。这个历史上鲜为人知的机构,附属于当时的出版总署编审局,规模很小。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内(1950-1952年,后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它大多数时间只进行一项业务,即编写以它命名的《新华字典》。当魏建功飘然一身上任的时候,辞书社人马匮乏,只有他口袋里揣着的八页淡黄色竹纸。那纸上,楷书工整,誊写着他这两年来与金克木等友人一起商讨拟定的《编辑字典计画》。《计画》概括了这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以音统形;以义排词;以语分字;以用决义;广收活语言;由音求字;由义选词;适合大众;精选附录。事实证明,这几张竹纸上的设想,几乎都在具体操作中一一实现。《新华字典》编纂体例的蓝本,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学者们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

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非常普及,但却没有一本通俗易懂的字典可供老百姓使用,一些中小学教员、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小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辞源》这些大部头辞书查找资料,非常不方便,也很不实用。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用现代汉语编写的新型字典、词典奇缺,《新华字典》几乎是将现代语文工具书的重任担于一肩的唯一一部工具书,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商学兵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语文知识。《新华字典》是国人文化启蒙的导师,它以丰厚的文化知识哺育了人民,人民也对它深怀感恩之情,它也深深地融入了几代人成长的记忆。从1953年的第一版到现今的第11版,《新华字典》不负前辈们的初心,与时俱进,从未停顿,各版都在继承和保持原书长处和特点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它及时跟进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引领和遵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方面十分自觉。

程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新华字典》2004年版(第十版)修订主持人

对于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更多刚刚脱离文盲状态的民众来说,迫切需要一部新颖、鲜活、简单实用的辞书来作为他们日常学习的“无声老师”。在魏建功等人看来,这部书的出现,将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对母语文字的认知,也将进一步影响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素质的状态。以此说来,当年魏家客厅的那个小型聚会,其意义与城墙外的炮声是同等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金克木先生在多年之后,深情地回忆到,“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字典;建功;版本;故事;叶圣陶

语文现代化催生规范性辞书的产生

工作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摆,没有因为赶上非典就减少必要的流程。字典的修订质量因此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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