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生活、工作在燕赵沃土上,其他作家至少讲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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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长篇小说,1958年井喷式爆发,革命战争题材有《红旗谱》《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农村题材有李满天的《水向东流》、张庆田的《沧石路畔》等。此外,还有一支小说评论队伍,冯健男、侯敏泽、金梅等。创作、评论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把河北省的小说创作搞的热火朝天。郭澄清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这个时期写出的,长篇小说也是在这时期开始酝酿的。

转年掀起的“文革”风暴,我俩的命运又何其相似。都被冠以“周扬的孝子贤孙”,接受批判。再次见面,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小间宿舍里。大概是1975年4、5月间吧?具体时间说不准了。我去北京改稿,从浩然那里得知,澄清兄在“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大刀记》。我真高兴!1965年一别,不觉相隔十年,渴望尽快见到他现今的模样。敲门走进那一床一小桌的房间,惊怔片刻,他那稍显苍老的脸儿,太瘦了!可他依然兴致勃发,握手依然那么有力,连说:十年,十年啊!咱们怎能不见老?当他递给我纸烟时,我摆手并掏出烟斗。他眼睛一亮,抬手就把那烟斗抢了过去,说了声“我喜欢!”就不给我了。那是紫檀木色的“老鸹眼”根疙瘩挖成的天然烟斗形状,是燕山老峪一位朋友送我的,已经用了五年,日久手摸得它光亮如玉,真有点难舍;但看老郭那爱不释手的样子,就说:你真喜欢就留作纪念吧!他拱手道谢。不知这个“念想”他留存多久?

1965年10月,郭澄清的中篇小说《社迷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久后,他便赠送了浩然一本。浩然在这年12月和次年2月两次阅读了郭澄清的这部新著,虽然感觉在艺术上稍差一些,但还是有新东西的;凡是有新的东西,就应当给予肯定。于是,浩然写了一篇推荐文章《一个崭新的贫农形象》,发表在1966年4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这类的文章,浩然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少涉猎的,大约只写了四五篇。

那时省文联文而不联,艺术协会在文化厅,只有文学、专业作家、《河北文艺》编辑部和文艺理论研究室。十位专业作家,九个“三八式”,一个“三十年代”,田间、梁斌、李满天还不到五十岁,都认为年岁大了。周扬几次到天津都提到接班人的问题,省委特批了十个青年作家编制,郭澄清是主要人选之一,可惜1965年初他的家乡宁津县划归山东省了。这一年要开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省文联派侯敏泽和我去临西县总结农民作家赵景江的典型材料。临西县也是新由山东划归河北,当地文化人说,山东不吃亏,走了一个农业大县,来了一个文学强县,失去了一个劳动模范吕玉兰,得到了一个实力作家郭澄清,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同样,我也是不修边幅的人。1958年我在泊头市委独自一人编《泊头报》,天天为编稿而忙。记得在秋风扫落叶的时候,我上街买了一条单裤套在绒裤外面,一直到第二年春草发芽时才脱下来洗。洗后轻轻倒去盆中的水,只见盆底沉下一层污泥,我用手指头在泥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忙”字,自己觉得好笑。

感谢洪志的赠书,让我顷刻间打开记忆的柜子,翻找出澄清兄那一页,是那么清晰。

按照年头说,浩然比郭澄清小一岁,若按月份算,只小5个月,可以说他们是同龄人。浩然的原籍是河北省宝坻县,现在已属于天津市的一个区;郭澄清的原籍是山东省宁津县,这个县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分别隶属于河北省和天津,把浩然与郭澄清认为是老乡也是有依据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原在晋冀鲁豫和陕西,这里是火热的斗争前沿,集中了全国先进的文艺青年。河北省更突出一些,尤其是小说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例,李满天的《白毛女的故事》,孙犁的《荷花淀》,还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是解放区文艺的经典之作,那时赵树理是太行区的干部,在武安、涉县工作了十几年。建国初期的新秀是谷峪、刘真,还有刘绍棠,当时他的家乡通县属河北,还在《河北文艺》当过练习生。接着是张庆田、浩然、郭澄清、张峻、申跃中、赵新等等。加上省文联两位副主席李满天、康濯,康濯也是短篇小说高手,写过《我的两家房东》,阵容足够强大。省文联经常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1960年《河北文艺》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专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河北短篇小说丛书,包括李满天的《力原》,郭澄清的《社迷》,张峻的《搭桥集》。茅盾先生考察了河北短篇小说创作后,在大连召开全国短篇小说会,赵树理、李满天、张庆田是会上的热门话题。

临别时,我送他一本随身带的《擒龙图》,并签名留念。时隔半年,他也将亲笔签名的三卷本巨著《大刀记》寄给我。当时,在我的藏书中,她是一部极受欢迎、朋友们借阅最多的一部大作。我知道,这是澄清兄苦洒心血的结晶,真为他高兴。之后,有关他的传闻,时喜时忧。直至1989年初秋的一天,郭兄的亲侄子郭洪 来石家庄,才得知其艰辛握笔一辈子,累别他喜欢的文学大道。

浩然是冀东人,始终生活、工作在燕赵沃土上,以三卷本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郭澄清是山东人,始终生活、工作在齐鲁大地上,以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而闻名于文坛。《艳阳天》和《大刀记》发表、出版后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郭澄清的公子洪志,几经辗转找到我,说今年是乃父九十诞辰,山东省在他的家乡宁津县建立纪念馆,希望河北作家写写文章,叙叙旧情。此事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澄清同志的籍贯和创作生涯多半在河北省,他是河北文坛一员骁将,小说创作一面旗帜,可恨我在作协主政多年,对这等资历的作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宣传义务,实属罪过。正好赶上作代会,在会上认真做了检讨,当即有张峻、申伸、张逢春等表态,要写纪念文章,年龄都在八十开外。

郭澄清心境开阔,热情帮人,对友和善,品德端正,礼待同志,是我们沧州地区业余文学作者的共同文友。

保定短篇小说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前省文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印了多本中外有关短篇小说创作的参考资料;请来著名作家、评论家艾芜、魏巍、侯金镜以及本省作家康濯、李满天等到会讲课。老作家们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多位都讲一整天,其他作家至少讲半天。特别是老几位都讲到:作家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讲古代的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讲司马迁和鲁迅,并围绕着中外作家如何写好短篇小说这一课题,从生活、思想立意到艺术技巧,充分阐述与探讨。但与会者并不多,每个地区最多两位,承德只我一人,总共不到二十位。我记得沧州地区除澄清兄外,还有张逢春?研讨中,大家围绕着如何提高短篇小说创作,强调作家要勇于揭示生活真实。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干部作风问题,很自然地讨论起歌颂与暴露的界限把握?这时,澄清兄高声坦言:我是歌德派!我要永远歌颂!我这个苦孩子出身,是党和毛主席培养我拿起笔,我心里的人物多是好干部,揭露、抨击生活中的问题,也要靠好干部,立足点还是歌颂,这有啥矛盾呢?关键在立足点!他的发言理所当然的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浩然与郭澄清从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作品,都以歌颂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起步,根据现有资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是1965年了。

一次我带着《大刀记》参加沧州地区创作座谈会,那里反响更为强烈。宁津县在河北曾属沧州地区,沧州人民更熟悉他,在那里早已是家喻户晓,洛阳纸贵,街头巷尾争说“大刀记”了。 

转年八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与澄清兄相会,纯属偶然。当时,我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给《人民文学》杂志社改稿。那天下午,忽然接到浩然兄的电话,约我到当时京城有些名气的餐饮老字号“灶温”聚餐,并故作神秘地说:都是你的老朋友,来了你就知道。我如约而至,果然异常惊喜。除年余没见面澄清兄外,还有内蒙的张长弓、天津百花出版社的诸有莹。几位老朋友相聚,兴然握手言欢。席间,大家都真心赞扬澄清兄近年创作大丰收,他也毫不隐晦地谈自己的创作计划。我暗赞郭兄的豪爽,在出版社编辑面前也敢坦露真言。尽情笑谈中,不觉已到深夜十点多,因诸有莹的驻地较远,欢聚才依依不舍地离散。

1976年5月,郭澄清突患脑血栓,至使半身瘫痪。1978年12月20日,浩然与好友李学鳌闻讯后来到北京宣武医院,看望正在此治疗的郭澄清。这大概是两个人见到的最后一面。几年后,浩然来到河北省三河县段甲岭镇挂职,在三河一边继续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没有必须要参加的会议或活动,很少返回京城;而郭澄清则一边同病魔顽强斗争,一边积极进行新的创作,于11年后的1989年病逝。

青创会1965年底在北京召开,我是河北代表,有个大会发言《在生活中学步》,郭澄清因为刚刚超过35岁,作为山东省特邀代表参加(同等待遇的还有李准、浩然、茹志娟等人)。他也有个大会发言《为英雄人物唱赞歌》,同样是讲深入生活。我说的是身入,他讲的是心入,很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散会的时候,我忘记了腼腆,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与他握手,感到他手劲很大,还能触到满手老茧。

郭澄清党性真挚,工作积极苦干,他密切联系广大干部、广大农民,孜孜积累素材进行创作,至于自身的衣着打扮,常常不修边幅。

那天,他兴然地讲起,“文革”后期,他怎样艰辛地完成三卷本巨著,以及目下修改中的困惑。他的难处我十分理解,我当时为纪念毛主席“根治海河”题词发表十周年,也“遵命”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擒龙图》,拘于时代背景,也多有难言之隠。

昨天晚上约郭澄清、姜树茂、张英和玉兄谈了一次,对当前创作问题、稿费问题扯了许多。如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对工农作者已不发稿费,送一些书,对于作家,最高者每千字六元,短篇集根本不给稿费了。郭之《公社的人们》只得九十几块钱。

进入1966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失去了自由,也再没了郭澄清的消息。郭澄清回宁津,一是舍不得生活根基,二是舍不得老父亲。他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解放初,苦日子刚熬到头,母亲却患了重病,他不惜倾家荡产,背着老人家,到处求医问药,还是没能保住性命。安葬时,他跳下墓坑,紧紧抱住棺椁不放,哭得死去活来。母亲死后,他还承担起赡养残疾四叔的义务,直到养老送终。参加工作后,每月的工资、稿费,除留下伙食费外全部交给老父亲。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好吃的,孝敬老人。乡亲们都知道,他媳妇两手攥空拳,一分钱的家都不当。老爷子手里啥时候也不缺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老人家一分钱也不乱花,要攒够两千块钱,给孙子娶媳妇。郭澄清的孝举,深深触动了我,后悔一不留神调进省里,发誓今后哪调也不去了,再不能远离老母亲了。

我说:“是宁津日报的总编辑。 ”

那是一次激发创作激情、探讨短篇小说艺术长本事的会议。边听报告边座谈,竟开了二十五天。并且提出:与会者每人必交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河北文学》五月和十一月要出版两期短篇小说专号,每人必写一至两篇,并限期交稿。我的记忆:澄清兄那次会议收获巨大,不仅小说专号有他的作品,那一年是他的创作大丰收年。他于1963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短篇集《社迷》,收入本集的十五篇作品中,有十二篇写于那次会后的九个月中;其中有三个月竟发表两篇小说。著名的《黑掌柜》就是那次会后的八月发表在《大公报》上。这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社迷传》。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公社的人们》等,他的新作品井喷似地涌现。那年春三月的短篇小说会后,确是澄清兄文学创作的新高,无论数量与质量。

《大刀记》与《金光大道》虽然题材不同,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点。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梁永生与高大泉,作为他们隶属的那个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都在为受剥削受奴役的劳苦大众寻找一条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公平正义的幸福安康之途。他们都接受了共产党的纲领与理想,又因为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梁永生选择了寒光凛凛的“大刀”——武装斗争;高大泉选择了金光灿烂的“大道”——共同富裕。两部作品,都是“道路小说”,都具有史诗品格。这一点,读一读《大刀记》第一卷前面长达239页的《开篇》,读一读《金光大道》第一部前面那个只有49页的《引子》,就很清楚了。从“大刀”到“大道”,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自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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