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广大上海民众外,黎烈文与茅盾、巴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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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现代文学史上的联名宣言

安葬鲁迅时共16位抬棺人,其中有一位叫黎烈文。他是教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推荐,曾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执教20余年。他是翻译家,对日本文学和法国文学研究颇深,翻译过《红与黑》《法国短篇小说集》《梅里美选集》《红萝卜须》《两兄弟》等法国文学名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冰岛渔夫》。他是编辑家,主编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改进》半月刊、台湾《新生报》等。他广为中国大陆读者所知,则主要由于他在《自由谈》主持笔政期间跟鲁迅关系密切。他的编辑业绩跟鲁迅的文学业绩相互辉映,成为了一段文坛佳话。今年是他110周年诞辰。 黎烈文跟鲁迅相识相交是在1933年至1936年。据《鲁迅日记》统计,在这三年中,他跟鲁迅的交往多达200余次,黎烈文致鲁迅信73封,鲁迅致黎烈文信80封。黎烈文主编《申报·自由谈》时,鲁迅共投稿135篇,平均每月7篇。可以说,鲁迅的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文艺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黎烈文跟鲁迅立场一致,观点相同,互相支持呼应。着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就是由黎烈文、巴金分别起草,鲁迅修改合并,文字难分彼此。这是友谊深厚的一种最高境界。下面,试以黎烈文主编的《中流》杂文为中心,补充介绍一些有关情况。 《中流》是一种文艺半月刊,1936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中流社”出版,黎烈文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6开本。1937年8月5日出至第二卷第十期终刊,共出22期。这是一份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创办的刊物,也是鲁迅用最后的心血浇灌的一份刊物。当然,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得到了这份刊物的相应支持。 鉴于鲁迅身体状况差,烈文原本只希望鲁迅将《〈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交他发表,没想到鲁迅连续将他的几篇巅峰之作也都投寄给了《中流》,其中包括《这也是生活……》,《女吊》。鲁迅还专为《中流》撰写了七篇题为《立此存照》的补白。为此,黎烈文在《编后记》中郑重地表示了谢意。也正是因为《中流》刊登了这些佳作,所以创刊号出版几天就全部售罄。 在《中流》创刊号,黎烈文亲笔撰写了一篇《献词》、这篇《献词》虽然只字未提鲁迅,也没有直接引用鲁迅的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又无不体现了鲁迅的文艺观。鲁迅认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中流》杂志旗帜鲜明地贯彻了这一主张,在攸关是非的问题上毫不吞吞吐吐。粗略归纳一下,在《中流》创办的十一个月中,开展的大论争至少有五次。刊物在这五次论争中所坚持的立场也就是鲁迅的原则立场,所表达的观点都符合鲁迅的基本观点。 一、茅盾与周扬之间关于“创作自由”的论争。茅盾和鲁迅都反对以创作“国防文学”作品作为文艺家联合救国的资格,而认为文学家联合的共同旗帜是“抗日救国”,在创作题材上“不限于国防文学”,“需要有更大的自由”。而周扬却曲解茅盾的观点,说什么“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说法是有害的幻想”。为此,茅盾撰写了《“创作自由”不应曲解》一文予以澄清,刊登于《中流》创刊号。在《编后记》中,黎烈文肯定茅盾的文章“对于目前的文学运动含有很好的教训”。 二、黎烈文与胡铭之间关于译文的论争。胡铭在《光明》半月刊第三期上翻译了一篇纪德的《高尔基死了》。黎烈文指出这篇总共不过五百字的译文有误译,漏译,还凭空杜撰了一个“现实剧院”的名称。黎烈文批评《光明》的编者沈启予把关不严,实在太对不起纪德。胡铭在《光明》第8期进行答辩,说他是根据俄文转译的,绝对没有错。后经另一位翻译者王敏证实,胡铭的俄译固然有错,如果根据纪德的法文原作对照,误译之处更多,而黎烈文的译文并没有发现什么错误。这次论争表现出黎烈文对翻译工作的谨严态度。这也正实践了鲁迅以“信”为主的翻译主张。 三、巴金跟徐懋庸的论争。在《中流》第一卷第三期,巴金发表了《答一个北方青年朋友》一文。巴金当时是一个自由作家,没有心思参加无谓的笔战,从没有参加过任何团体,始终不愿意卷入“两个口号论争”。但徐懋庸的多次攻击使巴金不能已于言。他鼓起再次被攻击的勇气说明,无论是西班牙的“安那其”或中国的“安那其”,都没有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人还牺牲在反法西斯战场。他揭露了“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内幕,表示他不愿意充当“文协”的发起人并不见得就是反对“文协”,更不是破坏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当时“国防文学”的倡导者不允许其他文艺工作者提出异议,否则就横加罪名。巴金明确表示:“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文艺论争,但我得说一句公平话,这决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论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大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经过几次的论战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在七十八年后的今天重读巴金此文,可以断言巴金当年所言的确是“公平话”。 四、巴金跟朱光潜的论争。巴金在《中流》第二卷第三期发表《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起因是:巴金看了四次《雷雨》的演出,被感动得流了四次眼泪。这原本是观众跟戏剧产生的交流互动,不足为怪。但朱光潜却讽刺巴金在提倡“眼泪文学”,是一种“世纪病”,“哀怜癖”,缺乏“丈夫气”,而像他这种智力特别发达的美学家才能做到“读文学作品没有流过眼泪”。巴金在论述伟大的作品也无妨叫人流泪之后,又进一步批评了朱光潜美学着作中的其它缺点,如滥用名词,望文生义,不懂装懂,甚至连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概念都加以混淆。巴金还指出了朱光潜文章中的一些常识性错误,如把达·芬奇的杰作《最后的晚餐》说成是油画。朱光潜以“孟实”的笔名在1937年5月11日的《北平晨报》进行反驳,题为《读“论骂人文章”》,说巴金的文章“吹毛求疵”,“狗是趁肥处咬”,而他决不会“向狗嘴巴里讨饶”。除了一些意气用事的骂人话,朱光潜的答辩并无学理性的内容。接着,巴金又在《中流》第二卷第七期发表了《给朱光潜先生》一文,并附录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几句多余的话》,主要是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美国的《万国百科全书》等工具书,证实《最后的晚餐》确系壁画,是用颜料画在新涂泥的墙壁上,而不是油画。巴金跟朱光潜论争的时候,朱40岁,巴33岁,都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难免于肝火旺盛。但这场论争又并非意气之争,而是美学观乃至人生观、政治观的分野。鲁迅在《题未定草·七》等文中也批驳过朱光潜以“静穆”为诗歌极境的见解,遭到了朱光潜攻击和影射。所以,巴金对朱光潜的批评,反映了当时整个左翼文坛对朱光潜的态度和评价。 五、茅盾跟沈从文的论争。1936年10月25日沈从文以“炯之”为笔名,在《大公报》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批评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如果单纯从文艺创作需要独创性的角度看问题,沈从文的意见无疑含有合理的内核,但联系沈从文的其它文章就可以发现,他的潜台词其实是在针砭左翼文坛“一尊独占”的现象。为此,茅盾在《中流》第二卷第八期发表了《关于“差不多”》一文,指出中国新文艺发展到第三期,描写农村工厂的作品增多是一种正常现象,标志着作家视野的扩大和文艺与社会关系的密切,应该看到这是一种进步的趋势,而不能把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当成弥天大罪,把国内文艺现状描绘成漆黑一团。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鲁迅也批评过沈从文的“无是非观”。所以,茅盾与沈从文的论争,是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延续,也是左翼文坛与非左翼文坛论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去世之后,不少报刊都刊登了相关报道和悼念文章,如《作家》;而以《中流》刊登的文章最多,质量最高。像许广平的《献词》和《片断的记述》,茅盾的《学习鲁迅先生》,巴金的《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阿累的《一面》,胡风的《悲痛的告别》……就都刊登于《中流》杂志。黎烈文的悼文题为《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他动情地写道:“别人不过从鲁迅先生的着作受到他的影响,而我却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人,望着那静静地睡在许多花篮花圈当中的他的遗体,再回忆着那永远不能够再听到的但又仿佛还在耳畔的他的谈笑,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设想鲁迅先生已经死去……” 现在,听说通过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出版了《黎烈文全集》,黎烈文的主要着作和翻译都已公之于世,供读者阅读和研究。还有没有未收入“全集”的佚文呢?揆诸常理,应该还有。比如,《中流》杂志刊登的再版《冰岛渔夫》广告,就很可能出自黎烈文的手笔:“罗逖是以描写异国情调着称的印象主义作者,文章隽丽而飘逸,令人百读不厌。本书描写冰岛渔夫和悲惨的生活挣扎,和残酷的命运搏斗,尤为罗逖一生的杰作。”这应该就是黎烈文对此书原作的精到评价,也是他翻译这部小说的初衷。至于《中流》“编后记”一类文字,当然也应出自主编黎烈文之手,不知全集的编者是否已经收录? 1937年8月5日,《中流》第二卷第十期为“抗敌专号”,也即是终刊号。黎烈文在“救亡呼声”栏目发表了《抱定牺牲的决心》一文。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之后,古都北平一夜之间拱手让于日寇,黎烈文异常悲痛,异常愤慨。他指出大片国土沦丧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抱定牺牲的决心。他呼吁政府明白宣示:“在不曾收回所有的失土之前,有再主和误国者,当处死刑!”这就是黎烈文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立场和态度。1937年8月22日,《中流》与《文学》《文季月刊》《译文》合并,创刊《呐喊》周刊,仅出两期;9月5日改名《烽火》周刊,共出20期。黎烈文与茅盾、巴金一起,继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奔驰呐喊,为抗日战争的烽火不断增添着精神的燃料。他们共同的精神旗帜就是鲁迅。图片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鲁迅去世后,宋夫人立即来到鲁迅家中,与许广平商议后,拟定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包括蔡元培、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马相伯等人。这样的人员组成,在当时的规格是非常高的。

与《洪水》中文本相比,签名者增加了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平奇(即郑伯奇)四位。不排除日文本发表前新增这四位签名的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这才是这份宣言完整的签署人名单。如果认为只有前四位在宣言上签名,那就不符史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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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清楚地显示,这份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共同起草。还有,虽然是宣言起草人,却自己并不签名,隐在幕后。1936年10月上海《文学》第7卷第4号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签名者“依姓氏笔划多寡为序”,巴金、包天笑、林语堂、周瘦鹃、茅盾、郭沫若、叶绍鈞、郑振铎、鲁迅、谢冰心、丰子恺等21位著名作家签名,包括了“新派与旧派”、“左派与右派”等各种派别和作风的作家,这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还是第一次。据茅盾回忆,这份宣言正是冯雪峰四处“奔忙”的结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因此,冯雪峰应为执笔人。然而,冯雪峰本人并未在该宣言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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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首次与创造社同人合作,公开对广州时局表示态度,意义非同一般。而且,宣言之前还声明“本文已经译成英文,直接寄往欧洲了。”至今不知这份宣言的英文本是否在欧洲发表,但这份宣言的日文本后来确实在日本发表了。1927年6月日本《文艺战线》第4卷第6期发表这份宣言日文本时落款为:

靳以,本名章方叙,作家,193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抗战期间任重庆复旦大学教授,兼任《 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编辑。建国后,曾作《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易彬:现代作家全集的文献收录问题

张天翼,原名元定,着名作家,主要作品为小说与儿童文学。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它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工作,协助编辑《十字街头》等刊物。

由我和黎烈文分头起草宣言,第二天见面时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给黎烈文。鲁迅当时在病中,黎烈文带着两份宣言草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在鲁迅家中把它们合并成一份,鲁迅在宣言定稿上签了名。

聂绀弩,着名诗人、散文家,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邂逅》。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聂绀弩以杂文名世,且其旧体诗别具一格,甚获推崇。

签名者: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

曹白,原名刘平若,木刻家,他创作的《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作品准备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时,却被检查人员将《鲁迅像》抽出,不准参展。就是因为木刻,鲁迅与曹白有了亲密的交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突出的现象,作家们往往联名发表宣言或声明,对某一事件公开发表看法。有人编《鲁迅署名宣言与函电辑考》(倪墨炎编,1985年4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初版),统计鲁迅生前签署联名宣言、通电等就达十八次之多。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1982年4月,获得但丁国际奖。

既然是联名宣言,有那几位作家在宣言上签名表态,就值得讨论,有时情况还有点复杂。1927年4月上海《洪水》第3卷第30期以头篇的显著篇幅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落款为:

萧军,原名刘鸿霖,着名作家,1933年,萧军创作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萧军在鲁迅的帮助下,他的文学创作进入高产期,同时成为“左翼”的一名"主将"。 7月,《八月的乡村》秘密自费出版,系"奴隶丛书"之一。 该作品奠定了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既然是联名宣言,宣言何人执笔起草,自然也十分重要。一般而言,签署人最后一位往往是宣言的起草者,但也不尽然。《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刊于1925年5月27日《京报》)的签名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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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70后”学人正在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力图走出自己的路。从第146期开始,本公号连续推出有代表性的“70后”学人的研究成果,以呈现一代人的“焦虑、挣脱、努力”(钱理群语)。本期作者为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该文发表后,先后引发了王贺、陈子善两位学者的讨论,现将三文一并予以发表,以便读者参考。

黎烈文,现代着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1932年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发表了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1935年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后为台大外文系教授。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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